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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所谓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本单位财物。职务侵占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非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的财物所有权，犯罪对象则是这些非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所有、持有、租用的财物。财物是所有权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在这里，恩格斯既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关系与物的区别，又指明了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但就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来讲，它与一般财产犯罪对象的内插与外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即它不包括人，它的对象仅指财物。虽然职务侵占罪亦以侵吞、盗窃、诈骗等方式实施犯罪，但因其是以利用职务便利作为构成此罪的必备要件，故其犯罪对象又与普通盗窃、诈骗之犯罪对象有所不同，-是从这些财物的所有权属性而言，它仅指非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所有的财物；二是从这些财物的自然属性而言，其所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现就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所包括的财物类型试作探讨。 　　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可作如下划分： 　　一、动产与不动产均可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 　　动产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不动产而言，能否成为犯罪的对象，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对此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为不动产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犯罪对象，就是因为非法侵占不动产的案件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主张不动产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这种观点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经济犯罪的对象，当然也不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这种论点的理由就在于它认为，既能窝藏又能销售的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只能销售不能窝藏的物，则不属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其推理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是以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为前提，这就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能够销售却不能窝藏的财物，事实上它早已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例如，作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中的房屋、土地、工厂、矿山等，这些“赃房”、“赃地”、“赃厂”、“赃矿”能够销售，但却不能窝藏。笔者认为，“赃款”、“赃屋”、“赃地”、“赃矿”、“赃厂”，它们的共同法律属性是“赃”，而这些“款”、“屋”、“地”、“厂”、“矿”都是物的一种，其自然属性都是物，若以犯罪手段获得则就成为赃物，即其自然属性与法律属性的统一即为赃物。如果以能否窝藏、能否销售作为区分标准，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窝藏而不能销售，能够销售而不能窝藏的对象就将无法穷尽，那么其犯罪对象也将无法穷尽。例如，行为人利用管理水电的职务便利，盗窃所在单位的水电就是如此，此种犯罪的对象可以销售，但根据目前科技水平就很难将其窝藏。至于赃款不能成为销赃罪的犯罪对象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莱甲将其利用职务侵便利所侵吞的5万美元赃款在“黑市”出售，卖得45万元人民币就足以说明赃款亦可作为赃物销售。因此，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思维，就脱离了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职务侵占犯罪的实际，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依法惩处。这种认识也与我国的刑法规定相违背。根据刑法的规定，财物理所当然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当然不动产并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被视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被视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的观念，这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还是相当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但不动产作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在司法实务中已是不争之客观事实。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所在单位房屋的案件时有发生，这就足以说明职务侵占对象，如果仅仅限于动产，就难以惩处此种类型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 　　关于不动产的定义，各国的立法并非完全相同，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对不动产的界定范围均有差异。有的是采取排除法，即只对动产的范围予以法律定义，而对不动产则在刑法典中少有界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对动产的定义是：其位置能够移动的财产，包括生长、附着或发现于土地之物。其含义就是，生长于土地的植物、附着于土地之上的装饰物，发现于土地中的埋藏物等，均可视为动产的范围。英国早期的普通法对动产的界定非常执着，因此出现了从苹果树上偷摘苹果的行为不是盗窃，而在果树下面捡拾苹果则属盗窃的极不合理的认定标准。其理由是：树上的苹果系不动产的附属部分，地下的苹果才为动产。但现代制定法的观念已经有所转变。1968年的《盗窃法》规定有三种情况均可视为盗窃犯罪的对象：（1）以委托人或代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