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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第一章 　　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三种知识形态。这种划分已经被学术职业体制和大学教育体制确定下来。法学在这种三分体制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法学传统十分强大的欧陆国家，法学往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其学术地位根本无法与上述三大学科抗衡。而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craft）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起初，法律教育主要是在法律职业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或这些职业机构的“行会”所开设的学校（比如英国的Inns）中进行的，而后来出现的大学法律院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这种职业培训的风格和方式。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法学与医学和商学等等一同被归入“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行列。“职业教育”这一标签其实已经排除了这些学科的从业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他（她）们顺理成章地进入“职业共同体”。“lawyer”一词在美国被用来指代所有法律职业者，而法学教授也算在其中，被称作“academic lawyer”。但是，由于法律在国家管理体制中核心地位并未丧失，法律职业者作为社会的“管理技术人员”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学在知识王国中的失宠并未防碍它作为法律职业王国的重要一员而继续享有优越的地位。同时，由于法律职业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已经获得了相对的“自治”（autonomy），法学甚至可以坚持自己的“自主性”，拒绝与其它社会科学相往来。转贴于论文联盟 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第三，贸易和商业的繁荣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来调整其中的复杂关系，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也需要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来草拟合同、代写文书、充当中介人和仲裁者。最后，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与对立已经日趋明显，原有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动摇，这导致了社会的失序，而法律在管理复杂的多元社会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它成为社会需要的规范形态，[9]相应地，法律职业者也便成为管理社会所必须的专业人员。转贴于论文联盟 市民法是“只存在于法学家的解释之中的、不成文的”法。[21]如果我们不把法律解释仅仅视为一种司法活动、而是看成一个法律“意义”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话，就会发现：法学家的解释活动是维系法律职业这个“意义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指法学家的理论著作有时会被官方正式认可为一种“法律渊源”（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皇帝首先规定某些著名法学家可以根据他的授权而解答法律问题，他们的解答对法官具有约束力；[22]而到了公元426年，塞维鲁皇帝更颁布著名的“引证法”，规定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斯和莫德斯汀等五位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法律效力[23]），更是指法学家的智识努力和理论建设为法律职业活动提供了一种可供整个法律职业群体利用的知识资源。转贴于论文联盟 畴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探讨和论证法律的价值，为法律寻找到一个人性和伦理的基础。分析的方法则关注于法律规则的内部结构，以经验和逻辑为出发点对法律术语和法律命题进行界定和整理，去除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成分。历史的方法把法律视为一种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文化产物，通过对具体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含义作历史性的解释，它可以揭示出任何普遍性的、抽象化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发现的意义。比较的方法则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横向的比较，找出这些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概念、原理、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异同，一方面为理解和交流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则为改进本国的法律制度提供借鉴。[30]转贴于论文联盟 试图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出或建立客观规则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在自然界，我们可以找到施塔姆勒所定义的两种规则或规律，一种是包含因果关系的一般性命题，另一种是衡量和判断过去、现在、未来事件的标准。但是，人类的行动毕竟不同于物体的运动。人类社会的因果律无法藉由观察人类行动的外部特征而得知，而必须通过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来发现。韦伯认为，包括法律、习俗和常规在内的社会规则“既不是一种存在的形式，也不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原则，[39]”因为其中包含的因果命题无法规定社会行动的因果逻辑。在他的定义中，“经验的法律秩序”是“被视为知识的法律的经验存在，这种知识是行动准则形成过程中的构成性因素。这种知识，换句话说，这种经验的法律秩序，是人类行动者之行动的一个限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障碍。在这种意义上，当一个行动者有意图地行动时，他总是试图去把握它，他或是尽可能审慎地去违反它，或是使自己适应它。”[40]转贴于论文联盟 。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法学也多有抨击，认为法学家们是在闭门造车、“自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