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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偶像与法治崇拜 道德偶像与法治崇拜 白墨 ”崇拜”总是与”偶像”联系在一起”。”崇拜”的起初是朦胧的，只有当”偶像”成为崇拜的客体时，”崇拜”的意义才逐渐清晰起来。如果说”崇拜”的对象是人们的意志塑造的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偶像”的出现，则使这个空间脱离了人的意志的支配。这意味着人类从此成为被支配者。而成为被支配者的人类恰恰在这里得到了解脱。人类把生命历程中无法解脱的痛苦交給了这个虚拟的空间，并且匍匐在它的脚下。这个空间产生了一种规定性，用以规范人类的行为。而这种规定性实际上来源人类自己的意志。”崇拜”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消极的影响不言而喻，正如尼采所说，人类将自我救赎的重任交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颓废、堕落，甚至主体灭失。然而尼采的学说也无法否认，”崇拜”产生了一种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神圣”。它同时使人类产生了一种理念：匍匐于”神圣”之下的人类整体的平等。这种平等的理念使个体无法凌驾于他人之上。 《周易》中《观》的卦象是坤下巽上。坤为地，巽为风，卦象的显示是风临大地。我们可以想象，风润四野便若德泽万物。可见，这一卦阐述的是德治天下，教化万民的道理 。《观》卦中始终都在阐论”观”。包括”自观”与”他观”。”自观”以律已，”他观”以化民。没有偶像崇拜的国度，必须依靠道德来塑造一种”准偶像”，以为万众之楷模。这种”准偶像”被称之为”君子”，并且用它来指代君临天下的统治者。《观》云：”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形容净手以备祭祀之时的谨慎、虔诚、严肃。以此阐论治者化民，必须始终保持谨慎、虔诚、严肃的态度。通过”自观”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使君子的行为无失无误，中规中矩则进退皆可。即”观我生，君子无咎”、”观我生，进退”。又通过 “他观”成为万民效法的榜样，使佐君者诚心以辅，使万民诚敬以向，才不会动摇”君子”的地位。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其生，君子无咎”。 ”准偶像”的产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偶像崇拜所产生的外在规范。然而”准偶像”却依然无法超脱于人。他毕竟不是神，是由人塑造而成的”道德偶像”。他虽是人，却可以拥有超越于人的地位。与偶像崇拜不同的是，”道德偶像”的出现使人的整体的普遍平等理念遭到了破坏，从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与《观》互为综卦的是《临》。《临》的卦象是兑下坤上。即大地在上而水泽在下。卦象显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因此《临》云：”元、亨、利、贞。至于八月凶”尽管临天下以化万民能够通达畅顺，但”临”毕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盛极必衰。故”至于八月凶”。或许这时统治者会想到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豶豕之牙，吉。”阉割之后，猪牙便不再凶狠。诚然，居高临下的统治者完全有能力”以暴驯民”，这不是比教化简单有效得多么？ 两种崇拜之中，前者以”偶像”即”神”为对象，后者则以”准偶像”即道德君主为对象。前者的对象是一个物外的空间，具备了超越时空的万能的意义。而后者的对象则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只具备与世人的一切同一性却凌驾于世人之上。因而前者的治世之道是”君权神授”而后者则是”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把君主的行为规制交给了君主自己，把社会秩序与正义寄托于君主的个人道德。这意味着人们只能以道德去要求君主。”德治”的”内圣外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津津乐道梦寐以求的完美的治国之道，而作为这种治国方式的保障机制的道德恰恰是最软弱无力、最不具任何强治力的。以道德来要求君主，无异于与虎谋皮。 历史上较为典型的”德治”与”法治”之争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还有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 儒法两家争论的焦点是：以德、礼治国还是以刑（即法）治国。儒家认为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教化来对国家进行治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quot;法家则主张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刑律来治理。认为：”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应当”不务德而务法”。诚然，中国法家所言的”法治”并非我们现在所言的法治。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点则是：”一人治”还是”多人治”。柏拉图认为除非哲学家为王（即哲人王），否则人类将永远生活于深渊之中。而法律是不需要的，因为作为哲人王的”优秀的人”不需要什么规则。如果需要，大智慧的哲人王自己就能够发现。柏拉图说，法律只是死的规则。它就象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给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制由公共意志而形成，因而法治事实是多人之治。多人之治必优于一人之治。他说：”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将法治和民主共和直接联系起来。 一目了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是”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而儒法两家之争却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