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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 　　摘　要：刑法理念是刑事司法理念不可或缺的内容。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首先要求对刑法理念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应立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并以此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做深入的挖掘。罪刑法定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其价值取向的，因而应当建立形式合理性的刑法观念。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个口号或标语，就必须注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涉及司法体制、司法理念和司法人员的素质等问题，特别是应建立这样的司法理念：罪刑法定原则下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转贴于论文联盟 正当防卫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唐律》中尽管没有这种一般性的规定，但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主人登时杀之，无罪。”也就是说夜晚无故闯入人家，主人当场杀之，不认为是犯罪。《唐律》只规定主人当场杀死无罪，并没有规定主人当场杀伤无罪，这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找到杀伤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法律根据。另一方面就是“入罪举轻以明重”，《唐律疏议》也举了个例子。它规定谋杀期亲尊长者，处以斩刑，即谋杀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法律处以斩刑。这里的“谋杀”并不是现在理解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的谋杀，英美法系法律把谋杀分为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严重的情况。但唐律所规定的“谋杀”指的是预谋杀害，是一种阴谋犯，相当于现在的杀人预备。唐律只是规定预谋杀人处以斩刑，但没有规定预谋以后又实施了杀人行为，把人杀死或杀伤是否构成犯罪，这就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以入罪。从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轻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即一个行为先经过预谋，然后再去实行，因此实行行为实际上包含预谋，但又超出了预谋。这时当行为发展到实行阶段，尽管法律对实行没有规定，但因为实行行为包含了预谋行为，因此也是符合刑法关于预谋的规定的。这就很难说实行行为是刑法没有规定的，只能说它比刑法规定的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举轻以明重”使实行行为入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当轻行为和重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而是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类似关系时，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来将实行行为入罪就存在一个类推的问题。比如说某地有一条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现在有一头骆驼通过，这里要解决的是骆驼通过是否违反这一交通规则，或者说能否用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来禁止骆驼通过的问题。面对这个法律问题就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禁止的是牛马，而骆驼既非牛又非马，当然不适用这一规则。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禁止牛马通过，而没有禁止一些小型动物通过，就是因为牛马体形是比较大的。牛马通过会扰乱交通秩序，小型动物通过不会扰乱交通秩序，骆驼在体积和重量上都比牛马大，它的通过更会扰乱交通秩序，更应被禁止。这两种观点是不一样的，显然，第一种观点所持的是形式合理性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一个行为是否被禁止关键要看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禁止则禁止，法律没有规定禁止，即使这种行为有再大的危害性也不应当被禁止。从这种立场出发尽管遵循了形式合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实质合理性，因为骆驼通过确实是会扰乱交通秩序的。而第二种观点所持的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立场，这种观点主要是通过探寻立法原意出发，假定制定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的立法者面对骆驼通过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禁止还是不禁止，从探寻立法原意出发就会引申出一个结论，禁止骆驼通过。这里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举轻以明重”，即牛马通过都会禁止，骆驼通过更应当被禁止，因为牛马为轻，骆驼为重，而在这种轻重关系中显然是一种类似关系。而根据这种类似关系，通过“举轻以明重”的推理方法，将禁止轻行为的规定扩大为适用禁止重行为，那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类推的关系，在类推的背后主要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把实质合理性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来遵循，即使牺牲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也在所不惜。应当说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本身有它的正当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都是按照这种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从而被社会经验所认同。比如某地公园中有一口池塘，公园在池塘中养了鱼，在池塘边立了一块禁止垂钓的牌子，有一个人在池塘里并不是在钓鱼，而是在张网捕鱼，公园管理人员来禁止这种行为，捕鱼者为自己的行为作了一下辩解：牌子上写的是禁止垂钓，并没有禁止捕鱼，不能用禁止垂钓的规定来禁止我的张网捕鱼行为。面对这种辩解，只要是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这是在狡辩。我们都会赞成公园管理人员按照禁止垂钓的规定来禁止他的捕鱼行为。在这种判断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举轻以明重”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即在这种情况下钓鱼为轻，捕鱼为重，既然轻的要禁止，重的也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