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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报告和请示的区别 篇一：请示与报告的异同 请示与报告的异同 “请示”和“报告”是党政机关使用频率极高的两种公文，但长期以来，在使用实践过程中，“请示”与“报告”被错用的情况较为普遍，要么不加区别，“请示”、“报告”合二为一，以“请示报告”不伦不类的面目出现；要么张冠李戴，该用“请示”时用“报告”，该用“报告”时用“请示”，造成混用错用，不懂得区别。这些都不符合《办法》、《条例》中的规定。 造成请示与报告与不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的原因是：一是理解上有偏差，没有正确理解请示与报告的真正含义，经常分不开请示与报告的界限，分不清到底应该是请示还是报告。二是拟写人员思想不够重视，没有意识到请示与报告必须分开的重要性，认为总是请示问题报忧不报喜，不如混合起来既请示了问题又汇报了情况。三是领导重视不够，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等等。 请示与报告不分，往往为上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带来不便，还轻易使上级机关错批、漏批文件，甚至有时延误事情的处理，严重影响公文质量。正确地报送请示与报告，可以使上级机关了解把握情况，便于及时指导，增强上下级机关之间的交流。 总之，请示与报告虽均属上行文，有一些相同的特性，但两者的行文目的和要求却不相同，区别也是明显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一）相同点辨析 请示与报告的共同点主要在于： 1、文种源流相同 “报告”和“请示”起源相同，可谓同根同源。如前文所述，最早可追溯到古代“上书”，秦始皇改“书”为“奏”，成为臣下上书于君王的专用文书。西汉时的“疏”、“状”，魏晋时的“启”，宋代以后的“申状”、“呈状”等，都属于这一类文书。官府之间，下对上先后使用过“牒”、“呈”、“申状”、“呈状”、“禀”等文种。民国时期，仍沿用“呈”，这种“呈”涵盖了当时的上行文书，包括“报告”与“请示”。民国时期已出现“报告”，但使用不普遍，主要是军事机关下对上的报告。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有一种称之为“报告书”的公文。这种报告书包含了报告和请示两个文种。到抗战初期，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编写的《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际》中，报告被正式定为上行公文的一个文种名称；请示也作为上行公文的一个文种名称，报告和请示分开了。1951年9月政务院公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中，又只有报告而无请示，并规定报告是“对上级陈述或请示事项用”的。报告和请示又合在一起。1957年国务院秘书厅在《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中，除了报告又有请示，并明确地指出：“报告和请示必须分开使用。报告中不能写请示事项，但请示可以反映情况，陈述意见，说明理由，以便上级处理”。这个文件把“报告”定为下级对上级的通用公文名称，规定“工作报告、工作经验、工作反映、检讨??均包括在内”。 1957年，国务院秘书厅在《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中将“报告”和“请示”明确 分开，作为两种公文文种。 2、行文方向相同 从行文关系看，报告与请示均属于报请类的上行文，即都是下级机关向上级领导机关行文，因此在措辞口吻等方面都十分接近。《办法》规定，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条例》规定，请示“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办法》规定，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条例》规定，报告“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显然，这些规定表明，报告和请示皆属于党政机关法定公文中最为典型的上行文。 3、结构模式相同 请示和报告的结构模式大致相同。它们都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正文、落款等部分组成，正文均由开头（缘由，即报告缘由或请示缘由）、主体（事项，即报告事项或请示事项）、结尾（即报告结语或请示结语）三部分组成。从公文的表达方式看，都用叙述为主、叙议结合的表达方式。 4、行为特点相同 请示和报告的写作行为都具有主动性、及时性、如实性的特点。报告中除了答复报告外，其它的报告和请示都是主动行文。一般情况下，只要可能，制发报告应力求及时、迅速，否则就会延误问题解决的时机，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同时，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汇报。无论是成绩还是失误，都应该全面、 真实地反映，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也不能夸大和虚构。上报的公文应该在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本单位情况的基础上撰写。 请示是针对本单位当前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求得上级机关指示、批准的公文，如能够及时制发，就会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向上级机关请示时，要如实反映遇到的问题、困难，不要为了让上级领导批准而虚构情况或夸大困难，也不要因为没能认真调查而片面地摆情况，提问题。 （三）相异点辨析 请示与报告虽有相同之处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