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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紧急状态下 人权保障问题 内容 摘要：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及其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 使得人们发现我国的紧急状态 法律 制度是如此缺失与不足，而其中引出的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问题更是突现而出，亟待完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进行 分析 ，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 关 键 词：紧急状态； 人权保障； 紧急权力； 宪法程序； 司法救济 2003年春夏的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非典”或SARS）公共危机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如此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急时刻，如何同时保障宪法上的人权，跃然而入至法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一下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 方法 与立法建议。 一、引子：“非典”防治工作中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定点集中 治疗 和建立隔离区、加强市场监管和 交通 管制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其中存在的对人权保障的严重不足却尚未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及防治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该说《传染病防治法》已经赋予了政府相应的行政紧急权力，但该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具体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虽然属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却与其之间联系不明，以致使人感觉无法可依，又应急出台了与实施办法在内容上具有交叉关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于制定的仓促，该条例更是着眼于管理角度，具有明显的“管理法”色彩。这三项法律、法规之间还未建立起比较协调一致的法律关系。[1] 因此众所周知的依法行政的首要前提即难以成立。如此就使人权在随意性行政自由裁量面前难以得到周全的保障。[2] 2. 政府保障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这次防治工作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瞒报、缓报、谎报非典疫情，直到WHO的外力介入方使严格的疫情通报制度得以确立。由此可见一些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作为人权的知情权的漠视。而在采取的一系列抗非典的具体行政措施中，由于其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3]与财产权利，更是问题颇多。 3. 我国宪法程序的缺失使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出众多的人治因素。无可质疑，“十六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抗非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诸多正确决策。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可操作性弱，致使政府在应急决策与立法时无章（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尤其是后者）可循，其产出的结果也就难以尽善尽美了[4]。而政府也就难以依据正当而明确的宪法程序，做出限制一小部分人权的行为了，即使这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无奈之举。 4. 国家紧急权力失范。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仅仅靠分散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造成防治工作中需要动用国家紧急权力进行行政紧急处理时，经常遇到无法可依（尤其是无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例如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5]从而难免出现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问题总有其另一面：此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也促使政府与 理论 界反思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不足。在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例如公民知情权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下面本文即进一步展开至一般意义上的紧急状态，对其下的人权的保障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紧急状态界说及其下人权保障的特点 （一）紧急状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我国学界对“紧急状态”主要是从这样两个角度进行认识的：一方面，徐高、莫纪宏认为：“紧急状态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紧急状态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 社会 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紧急状态后，为了对抗紧急状态，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对抗措施。”[6] 另一方面，郭春明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以维护国家生存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法律制度”[7]。可见前者所指的“紧急状态”是一种社会状况，尚未接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