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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 　　[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入手，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一制度改进的原则及具体操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法院民事调解调审分离庭前调解 　　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1），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2）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3）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4）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5）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二）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6），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三）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 　　毫无疑问，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一般认为，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7）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