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不可放中弃的原则.docVIP

刑事诉讼法中不可放弃的原则 【德】托马斯魏根特 著 樊 文 译 一．出发点 自从1877年《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完成以来，刑事诉讼程序的 法律 和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为了展现这些变化的整体状况，有必要回顾一下19世纪末改革后的刑事诉讼程序模式是怎样出现的。当时的刑事诉讼遵循的基本思想是：法官机构(richterliche Organe)（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法官，主审程序中的审判庭）应当致力于考虑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证明手段获得高度澄清的事实，为法院的终局判决提供一个尽可能可靠的事实基础。诉讼程序产生的判决应当建立在法院所获得的信息最大程度地接近实际发生的事实以及真诚谋求公道、合法裁判的基础上。简而言之：以追求真实和公正为基础[1]。然而，这个寻求真实的理想并不符合19世纪的改革要求，倒是主导着自从中世纪盛期(Hochmittelalter)――无论如何从当时的观点看来－－理性的审问程序替代自力救济(Fehde)和神明裁判（GottesurtEil）以来刑事诉讼程序的品性。刑事诉讼的（实体）真实和公正意向也不仅仅是大陆“审问式”诉讼类型的特征，它同样规定在普通法(commen law)[2]法律制度的刑事诉讼中：在法庭的证据出示中正好是取证负担转移给诉讼双方和对抗原则(adversary Principle)被理解为在心 理学 上特别有效的机制，其目的：恰恰就是要在辩论式的、由诉讼双方对立的自身利益所推动的程序中揭示出真实[3]。通过给无成见而独立的陪审团委以裁判权，普通法(commen law)希望实现没有政府任何 影响 的以公道、合理的方式做出的判决[4]。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仅在德国）认为，国家已经不能承担传统的探求完全真实的刑事诉讼的花费。理由在于：由程序给法院带来的超负荷 问题 还没有解决[5]；这一方面是由于存在超量的需要处理的案件(犯罪学 研究 证明，造成司法负担的原因出于两个方面：一是自六十年代以来普通刑事犯罪和所谓的“轻微犯罪”的大幅增长，二是在 经济 和环境领域内各种新的、复杂的犯罪形式的出现。尽管犯罪增长的原因至今仍有争议，但机会结构(GelegenhEItsstruktur)的变化肯定是其主导原因－－译者)，另一方面是由于辩护的可能性（辩护权）问题（在德国大概以大量的证据请求[Beweisantr?ge][6]或以多次重复的回避申请[Ablehnungsgesuche][7]的方式）不适当地拖延了法庭审理的进程[8]。人们普遍认为出路在于：尽可能大量的使用其他的刑事程序，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法庭审理的途径来“ 解决 ” ――这里这一显眼的字眼可以使人清醒地意识到诉讼参与人的态度。 发展 的前沿是这样的诉讼形式：在尽可能并不复杂的程序下，被告人“屈从于”检察机关的制裁建议和/或法院的（罪责）认定和一个确定的刑罚，而按照这种方式就使得证据调查成了多余[9]。 在我进一步探讨如此“ 现代 的”、相对传统模式缩短的、部分被极端简化的、主要决定如今诉讼现实状况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个别形式之前，我想提及一定的相反趋势，该趋势指向的是程序的程式化：尤其在前 社会 主义国家[10]（但不完全仅在那里[11]），相对于传统的以法院为中心的庭审方式来说，相对昂贵的控辩式诉讼结构获得接受，而且一些国家引入或无论如何在仔细权衡后引入陪审制[12]，暗示着在公开庭审中对与判决有关的所有案件事实进行广泛的展示。但是，在全面观察中，如果发现所有征兆都指向一个趋势或相同趋势的话，是令人惊讶的。寻求勉励（支持）的人，会喜欢将所述的趋势完全视为一个预兆，即刑事诉讼程序中，旨在促进公正、完全澄清案件事实的英美法制度，不仅没有丧失对当代立法改革者的吸引力，反而是赢得了吸引力。不过，恰恰是法庭审理引入当事人主义结构和陪审庭可以加快刑事诉讼两级体系的趋势：对少量的“作秀案件（show cases）”适用昂贵的对抗式的法庭审理，对大量的案件适用加快的、以被告人（或多或少自愿的）认罪为基础的普通程序。 二．简化程序（entformalisierte Verfahren） 接受一个之前就已确定的处罚的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negotiated guilty plea[13]，意大利的patteggiamento[14]，西班牙的conformidad[15]，德国的Absprachen)不是程序缩短的唯一形式。与此相关，也要提及的是主审程序极大简化的可能性，就象在德国法（《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17条以下）或法国法[16]的加快程序中或者书面审程序（比如，处刑命令程序－译者）中的判决（《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以下），就象意大利的缩短程序（giudizio abbreviato）[17],以侦查卷为基础。前面所提到的被缩短的程序形式的共同点是，它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