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的论文.docVIP

　　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下）的论文 　　四、对高薪养廉制度的理性认识 　　（一）人性的需求 　　1、大公无私与自利假设 　　人性的本质到底是善是恶？这是自古以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它影响着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例如哲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等，当然也包括着法学。因为法律调整的是人的行为，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上的。例如对反腐败法律而言，如果我们预设人性本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会实施腐败行为的人就只是“腐化变质”的一小撮，就不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对人人都抱有怀疑，不需要设置各种预防措施。而如果相反，我们预设人性是恶的，那么就必须随之得出相反的结论，人只要不受制约，一旦有了腐败的条件，他就会做出腐败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利而损害授权给他的国家和人民，那么法律就应当在授权给个人的同时就处处设防。 　　许多学者在介绍我国的性善性恶的争论历史都会认为儒家是性善论者，[80]但是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德治理论，是隐含着以人性善为其前提的。而儒家学说发展到战国时期却在对人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的人性假设，目的在于为他的“仁政”理想服务。但是荀子却不这么看，他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81]并以一个专篇来论述，他关于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几乎是他全部学说的基石。可是，历史选择了孔孟的学说，性善论的观点盖过了性恶论，到了宋朝经过《三字经》这一启蒙读物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宣传教育，更是家喻户晓。.近来国内有些法学家已经论证了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基调对 利益，满足经济追求。反之亦然。而国家要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只是强迫人要么只追求权力，要么只追求经济，不允许同时有两种追求，事实上，如我们上文所论证过的那样，这是与人性相违背的，因此效果总是有限的。而高薪养廉制度则正视人性中的追求的多样性，承认公职人员也会有经济上的追求，因此在禁止权钱交易的同时，尽量给予公职人员以正当的经济满足。 　　3、根据人性的制度设计的意义人们羞于承认人性的私，如同当年羞于承认是从猴子变来一样，但是人性的私预设对于我们进行制度设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假设人性是大公无私的，则法律就不用着眼于制度性的防范，执行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也不会滥用权力，但是这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说服力，在实践中也得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而且，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治理国家也就只需要道德感化即可，无须法律的参与，最多也只是“德主刑辅”，而这显然也是与我们建立法治国家的现实相抵触的。在这方面我国是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就算是在建国后，也还试图着靠“社论”的呼吁，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靠开大会来控制社会、治理国家，寄希望于“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陷入了极端的人治，当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而又当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就不可谓不深重了。因此我们在论证了人性之私的基础上，还必须指出，这不但是事实的真相，最起码也是搞法治的必然预设。 　　而只有在承认了人性之私的思想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法治。既然人性是私的，那么国民在行使权利将国家公权力交由具体的政府、公职人员行使时，就必须担心其以私侵害了公权力的为全社会谋利益的本意，而转变成为其自身谋利益，这就必须制定一整套防范的法律和制度来对这种危险倾向进行制约。这就是启蒙思想家提出分权制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预设了人性之私，洛克才指出：“如果让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结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他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86]受洛克的分权制约思想的影响，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构想，强调要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约，以防止因人性的私欲而使法律变成“暴虐的”，法官变成“压迫者”。[87] 　　应该说我们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制度是与承认人性之私的预设有直接的联系，高薪养廉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前提正是承认人性之私，而它的方法是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这种私欲，来防止公职人员擅自地滥用公权力来满足这种私欲。显然，这种认识比盲目地指责腐败者道德沦丧来得更为理性、更为冷静，因此也更为实际。 　　（二）高薪养廉的需求层次定位 　　人类的私欲决定了人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经济学的“成就人”假设就曾经指出过，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而提出这一点的，是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仅具有较高的心理学学术价值，而且已经被多种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参考，例如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