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结构与立法原中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docVIP

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本文 分析 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 法律 解释 方法 ，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 理学 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 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 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 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 而且是法理学说和 政治 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 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 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关键词　人大释法　香港基本法　文本解释　结构解释　原意解释 一、 问题 的提出 香港回归祖国后， “一国两制”从 理论 构想变成了活生生的政治现实，这一切都是在香港基本法这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一国两制”的实施离不开基本法， 由此， 就产生了一种现象， 即无论是涉及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问题还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问题，最终都可能演变成基本法问题。其中， 围绕基本法解释产生的分歧、对话、协商与斗争， 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为突出的政治议题， 也是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 香港回归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共进行了三次解释(下文简称“人大释法”) ， 每次释法都会受到部分香港人， 尤其一些法律界人士的质疑。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他们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行高度自治做了简单化的理解， 认为“高度自治”就是中央只负责驻军和外交， 而其他事务都应属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因此，尽管基本法明确规定了人大解释基本法的权力， 但他们不愿承认这种权力， 不愿意认同中央的政治权威。二是香港法律界人士普遍接受英国的普通法 教育 ， 坚持“立法者是糟糕的法律解释者”的信条，认为法律的解释权应当属于法院， 而不能由立法机关行使， 因此他们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规定存在心理上的接受障碍。 围绕基本法解释权展开的争议， 典型地反映了“一国”之内“两制”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内地的大陆法传统与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之间的不同。从制度安排的现实看， 人大释法已成为香港特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律现实； 但从制度运作或权力行使的过程看，如何从法理学上强化人大释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何完善人大释法的机制以增强释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问题。迄今为止， 内地官员或两地法律专家对人大释法有两种法理学辩护。第一种可以称为“强硬派的政治辩护”。这种辩护基于国家主权理论，主张人大释法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人大释法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否定人大释法就是在挑战中央对香港的主权权威。老一代法学家， 如内地的肖蔚云、许崇德、邵天任和吴建以及香港的基本法草委邬维庸等，基本上是从这个理论立场进行辩护的。第二种可以称为“温和派的法理辩护”。这种辩护在主权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借助法理学上的法系理论， 强调大陆法传统中立法机关释法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宪政秩序发生了转化， 其普通法格局必须接受大陆法传统， 基本法的制定本身就是大陆法传统的体现， 由此香港法律界必须接受这种“新宪政秩序”。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所言：香港实行普通法，而且是英国式的普通法； 内地实行成文法， 而且是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的成文法， 两地法律差异如此之大， 在共同面对基本法这部既是全国性法律又是香港宪制性法律时， 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某些条文的含义产生意见分歧？？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新的法治观和新的思维方式，就很难正确看待和处理好两地间的一些法律意见分歧。大陆年轻一代的法学家， 如内地的王振民、饶戈平以及香港法律界的陈弘毅、梁爱诗和谭惠珠等基本上采取这种温和的法理学辩护。 从香港回归以来人大解释基本法的三次情况看，对人大释法的法理学辩护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政治辩护向法律辩护的转型。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主权理论不重要， 而是由于主权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就是主权的行使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因此人大释法必须有规可循， 有正当的程序等。由于人大释法程序不同于司法解释程序， 这 自然 需要两种法律传统进行对话沟通。这种对话将难以妥协的政治立场问题转化为可以沟通的法律技术问题，从而将需要长期解决的人心回归这个深层的政治认同问题悬置起来，通过法律技术层面的沟通和对话， 成功减少政治对抗产生的震荡， 并在法律技术的基础上达成新的政治共识。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类的等级制政治话语，转化为普通法传统和大陆法传统两种地位平等的不同法律传统， 由此在整个话语体系上强化了人大释法的正当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