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和“友爱”.docVIP

“哲学王”和“友爱” 　　正义是社会伦理生活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正义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自政治哲学产生之日起就未曾停止过的追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他们的“正义”概念深深地植根于雄浑的政治理想之中。解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我们理解其“正义”概念的一把“钥匙”。 　　 　　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奠定者，他们研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皆起自对社会的不公和无序的反思。柏拉图认为“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是不正义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伤害人的种种现象非但不为人们所反对，反而是非颠倒：伤害他人的不正义者被认为是强者，且富有智慧；坚持正义观点的人却被认为是迂腐的和沽名钓誉的。更为严重的是，是非颠倒的观念和风气一点点渗透着人们的性格和习惯，又逐渐渗入人际关系，再由人际关系渗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最终破坏了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公正秩序。不公正的秩序和败坏的道德互为表里地存在着，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向善之心被屈服、迷惑于不正义现象的错误观念层层遮蔽着，人们丧失掉了追求正义的自觉精神。柏拉图对正义的哲学思考，其间不仅包含着他为后人创立的正义观，在其正义观的深处，我们还能体会到他藉政治理想之力对人们的自觉的向善之心的启蒙。自觉的向善之心是正义观赖以确立的基础，也是正义观念转变为现实意志力的源泉。亚里士多德秉承了乃师的深忧远虑，以更为现实的态度反思政治中个人的有限性以及政治制度的蜕变。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阅读到的是他对共和制度之合理性的论证，然而在他的论证中，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包含在合理性论证中的理想性预设。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的“友爱”。“哲学王”和“友爱”的政治理想深刻地蕴涵着古代正义概念的根据。 　　 　　二 　　 　　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正义是心灵的德性；第二层涵义：个人心灵的正义与整个城邦的正义是相一致、相匹配的，二者的关系颇似“内圣外王”；第三层涵义：每个人如果在其自身之内使各种品质各就其职、秩序井然，那么国家之中每个人就能够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情，这样国家就会变得和谐起来。总起来看，具有正义德性的公民在内心中使各种品质和谐发展，他在行动中就能与他人和谐相处，他知道自己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正义而和谐的城邦正是由这样的良好公民组成的，它的特点就是公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在公民中，堪称榜样的是那些内心最为和谐的有德之人，这些人可以担当维护城邦的正义的责任，这样的人就是“哲学王”。柏拉图认为适合这种正义的制度应该是贵族制，因为贵族制度的国家既是“哲学王”产生的土壤也是他们得以成就的舞台。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团结统一为荣，因而奉行“化多为一”，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的政治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也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正义是为政的准绳；第二层涵义：正义是一种中道；第三层涵义：正义是自由平等，是让一切人以同等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共同参与某一政体。总起来看，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当作一种可望实现的政治准则，他认为中道是哲学的现实化道路，正义原则的现实化应当惠及每一位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和政体，尤其是中产阶级作为决定力量的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因为这一政体最符合“中道”――它既反对个人以权谋私，又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亚里士多德质疑贵族的统治，他认为“由多数人执政胜过由少数最优秀的人执政”。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政治――“哲学王”的统治是一种人治，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治则是法治。柏拉图反对繁琐地去制订法律，而主张人人皆有“心灵的宪法”，先立德而后生法。亚里士多德也并非认为法律能够决定一切，他主张人人遵守法律，法律是为政的准绳，但前提在于法须是良法。 　　 　　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政治理想上升到了哲学理念的高度，他们都提出了“至善”这个概念。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所热爱和学习的善乃是善的全部和整体，这就是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城邦追求的是汇集诸善的至善。两位哲学家对至善都给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他们对至善内涵的理解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根源于他们对第一哲学的不同建构。“理念”二字是由柏拉图最先确立起来的哲学范畴，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它比真理和知识完善，是它们的原因，善的地位超过实在。善的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是纯粹理想性的，它为实在所分有和摹仿。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反对将理念超出实在，而主张理念和实在不可分离。他认为理念是实在的形式，形式与质料是不可分离的。因而他在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中进一步抽象出潜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