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中思考.docVIP

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内容 提要：本文从文化语义的解读入手，界定法院文化的概念、内涵，进而 分析 其结构，在此基础上，针对 理论 及实务界按照一般文化的共性功能描述法院文化功能之不足，对法院文化独特功能进行了初步阐述，并通过功能评判，揭示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方向，对 目前 法院文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实践中，法院文化这一 社会 现象引起实践者前所未有的注意。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院群体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由此一股“文化兴院”热潮正在全国各地法院悄然兴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法院没有真正理解法院文化的内涵、功能，或者忽视法院文化所依存的基础以及周围环境对文化的 影响 ，因而暴露出把法院文化简单化、花瓶化、功利化的倾向。为此，笔者不揣疏漏，从文化语义溯源入手，分析法院文化的结构、内涵，探讨法院文化的功能，进而提出法院文化建设路径选择以及法院文化理性培育的初步思考，以期对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语义解读：法院文化的丰富内涵 　　 研究 法院文化，必须首先界定“文化”之概念，探究“文化”之内涵，方能解读法院文化之丰富内涵。 　　（一）“文化”语义、渊源及概念 　　“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 中国 古籍，《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人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该，然后加诛”；晋人束皙：“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暴俗，敷文化以柔远。”显然，这些典籍中的“文化”一词与如今用作词语后缀或前缀以及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所谓“文化”之意相去甚远，也与学术研究中的“文化”之意大相径庭，它更强调的是“文治教化”，以与“武功”和“加诛”相对。在我国《辞源》中，对“文化”的解释即为“文治教化”。 　　 现代 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源于西文“culture”，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 “cultur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colere”，在中古 英语 中常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并进而引申为“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广泛的努力”。正是基于这种涵义，“文化”一词在十七世纪开始被用来隐喻人类的 发展 ，从而为其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创造了语义学上的可能。1871年，享有 “人类学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泰勒对“文化”做出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自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人们对“文化”概念的探究日益深入，对其定义也因研究思路或角度的不同而众说纷纭。我国的《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 历史 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以上所述，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未有一个令各家所接受的“通说”。但考量众多“文化”概念的定义，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是一个蕴含丰富内涵的综合体。为了论述的便利，笔者于此也对“文化”定义作一妄断，笔者认为：“文化是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的一个人的群体，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所形成的，为这个群体所特有，并被共同接受或认可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器物的总和”。简而言之，“文化”就是特定人群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其外在的物质表现的总和。 　　（二）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及其概念 　　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 自然 无从谈起。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计划 经济 和 政治 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似“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为 时代 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应然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直至此时，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方渐显端倪，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乃至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按照上述对“文化”概念的勾勒和定义，法院文化就是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 　　（三）法院文化的构成要素 　　依文化学理论，文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