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中与贡献.doc

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努力开拓，逐步形成了以生态环境法和四位一体的房地产法为标志的特色体系，为学术 发展 和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在 法律 系新设 经济 法教研室； 1980年在首次为本科生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一章，以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为主要内容授课，开启了环境法教学 历史 的序幕。由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教材将环境法作为单独的一章，这是中国环境法教材最早的版本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文华教授首次将环境法作为选修课程单独开设，面向本科生教学，当时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环境法课程。1998年4月，周珂、李艳芳、李延荣三位老师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资源法教研室，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和房地产法， 2001年编写了21世纪系列法学教材《环境法》和《房地产法》。十年来共发表 论文 200余篇，其中SSCI论文1篇，另有二篇SSCI和SCI期刊约稿已完成并提交发表；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社 科学 术文摘等转载、转摘多篇；出版专著、编著教材43本；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41项；地方级科研项目13项。 一、生态环境法学 环境法作为我国法学领域最年轻的分支学科，在调整对象、研究范式、体系结构等法学研究的基本层面问题上一直处于探索和争鸣过程中，生态环境法学的提出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0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生态环境法论》是 教育 部九五法学重大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子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成果。该成果以生态学、环境科学与法学相结合为研究基础，反映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的实际，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环境法制建设途径和法律体系，以生态学中的生态要素原理为依据，拓展传统环境法的研究领域，革新研究范式，创设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人文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外部空间保护法的 自然 资源法体系，并将这一体系移植到21世纪系列法学教材《环境法》当中去。 此前我国的环境法教学与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环境科学的基础上，生态环境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环境法中的应用曾受到过严厉的质疑。生态环境用语最早是我国黄秉维院士于1980-1982年修宪时提出，并写入宪法中。[1]此后，“生态环境”一词更多地进入到政府层面和人民大众层面。[2]2005年有三名院士认为“生态”是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客体，而环境则是一个客体，把环境与生态叠加使用是不妥的。“生态环境”的准确表达应当是“自然环境”，外文没有“生态环境”或“生态的环境”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生态环境”译为“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中国人的造词，未见于国外的科学著作。上书不久，国务院即要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该文组织讨论，提出意见。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使用这个概念，如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两个概念完全不同，说“生态环境”是概念重复或大致重叠，是不对的；说由此“生态环境”一词不科学，不能用，也是不对的。“生态环境”一词，就是“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当某事物、某问题与“生态”、“环境”都有关（既是涉及生态，又是涉及环境），或分不太清是“生态”还是“环境”问题，就用“生态环境”（如生态环境问题，某地区的生态环境）。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点。[3]科学上该如何翻译，可根据其固有的意思，明确为“生态”时就“生态”，明确为“环境”时就“环境”，明确为“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都可以按实际译。此种现象在中外文翻译中很多，是文字、语言的特点，不能认为中国语言形成的词汇在外国没有，就不科学。“生态建设”、“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都可以用。至于生态环境的概念究竟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有何实质性的危害，至今自然科学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与自然科学界围绕语言学和逻辑学纠缠不清形成对照的是，自从生态环境法学的概念提出以来，得到了法学界的高度认可并得以不断拓展。究其原因，一是学界前辈的支持与肯定，事实上如果没有法学界在修宪过程中的肯定，而仅凭自然科学界人物的认可，这个重要概念应当是无法入宪的；二是国家与公众的需要与认可；三是环境法学特殊的发展背景。 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纯粹意义上的环境法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基本上是以环境科学为基础的污染防治法，针对的是以当时发生于西方国家的“八大公害事件”为标志的、以污染受害者利益为核心的环境问题。而苏联东欧当时大都没有环境法，代之的是生态法和自然资源法，简单地说就是把大气、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要素同时视为环境要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