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避险及相关责任中承担之规范分析.doc

紧急避险及相关责任承担之规范分析 　　1.涵义 　　1.1.定义 　　该术语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台湾，称为“紧急避难”。前辈学者梅仲协将其描述为：“非侵袭他人之法益，不克避免急迫危难之情况者，谓之紧急避难。”[1]史尚宽对该术语的定义是：“紧急避险或紧急状态（Notstand）谓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上急迫之危险，出于不得已之行为。”[2]中国台湾学者王泽鉴采取“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50条第1项的规定[3]，“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上急迫之危险所为之行为”，称为紧急避难。[4]黄立根据该法条认为，“紧急避难（Notstand）者，乃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上急迫之危险，所为之必要行为也”。[5]由是观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学者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台湾学者，秉承学术严谨精神，都在实证法中寻找术语之规范依据，进而研究。 　　现在我国大陆，采用“紧急避险”术语，又该怎样定义？规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9条，但是该条文并未就该术语释明其含义。大陆学者唯揣立法者之意图，对法条进行善良解释，从中抽取出“紧急避险”的定义来。张俊浩教授认为，“紧急避险是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以及财产上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实施的加害他人的行为”。[6]这一定义显得周全严谨，但是细读法条，却不全然符合。该定义把紧急避险保全的法益限于“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以及财产”的范围之内，如此定义在中华民国时期或者在当今中国台湾全无不当，但在中国大陆则欠缺其规范依据。在《民法通则》以及其他法律文件中，并无类似内容的法条。张俊浩教授之所以采信中华民国时期《民法典》，赞成人格上属于逃避危险客体的，应以生命、身体和自由这三项为限，是因为这三项人格权，“通过避险行为，确能免除或者减轻损害，而其他人格权上的急迫危险，靠牺牲他人权利是无济于事的，因而只能通过正当防卫去救济”[7].那么，是否除了生命、身体和自由这三项人格权外就果然没有其他人格权，在面临急迫危险之时，靠牺牲他人利益无济于事，只能通过正当防卫救济呢？细细思考，答案或许并不那么一定。例如，某甲入住某宾馆，正沐浴时惊觉火起，其衣物距火源较近已开始燃烧。迫于无奈，将宾馆浴帘扯下遮体并逃出火场。在此例中，某甲扯下浴帘这一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所要避免的，正是其尊严将遭遇的急迫危险。如果火势甚猛，某甲仅仅为保全其生命，则不必扯下浴帘，惟因其还要保全其尊严型精神人格权[8]，故实施这一毁损他人财产之行为。由此可知，人格上可以做为避免危险客体的，并不必然仅仅以生命、身体和自由三项为限。由此观之，在《民法通则》规范下，紧急避险所避免危险的客体，似也不必限制在“生命、身体、自由以及财产”的范畴之内，而可以包括其他各种可能的法益。 　　学习前辈研究成果，忠实现行规范依据，本文对紧急避险做如下定义：紧急避险是为避免自己或他人法益之急迫危险，不得已而实施的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 　　1.2.定性 　　一种危险危害到一个人的法益，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同时满足其他条件，此人或他人为避免这种危险而损害他人法益，则法律对这种行为予以容忍。在一些情况下，法律允许这种行为，为这种行为提供正统性的基础；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行为虽然不为法律所允许，但是法律也不能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过于苛责，而放任他做出这种行为。（详见下文）因而，从性质上说，紧急避险是一种放任行为。前者如甲的狼犬追逐乙，丙夺丁之伞击退；又如恶徒追杀，驾他人机车逃避。因情况危险，无考虑选择之余地。后者如，海上遭难，仅有一小救生圈，得之则生，失之则亡，数人互夺，法律无从保护，只得任其发展，故紧急避险属于放任行为。[9] 　　但是这一行为为阻却违法的原因，抑或为阻却责任的原因，前辈学人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史尚宽老师认为，正当防卫为阻却违法的原因，而紧急避险则为阻却责任的原因。[10]其后的学者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王泽鉴先生认为，紧急避险亦可阻却违法，并且不负损害赔偿责任。[11]黄立先生对史尚宽老师“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紧急避险是正对正”的观点进一步说明，指出，在正当防卫之法律思想乃是“合法不应对非法让步”；在紧急避难则系合法对合法（Recht gegen Recht），涉及的是利害冲突的情形，而在两害相权下取其轻者，这是法律对紧急避难行为承认其阻却违法的理由，此种利益衡量（Gueterabwaegung）的思想，乃是紧急避难法中心思想。[12]尽管在学说上，存在阻却责任向阻却违法的争议，但是其规范依据并无不同，都是同一部法典的第150条，而在法律效果上也没有根本不同。相较台湾民法，外国法典在规范角度和规范方式上，对紧急避险定位和相关的责任承担有所不同，但是对紧急避险的定性实际上也没有根本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