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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建设救灾”思想与实践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一个由中外人士组成的、以赈济自然灾害为宗旨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其前身为1920年为赈济华北旱灾而成立的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1921年11月，上海、山东、天津等地的华洋义赈会联合组织成立。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其活动被迫中止，1945年9月在重庆组建临时执委会，1949年7月宣告解散。与一般慈善组织不同，该会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作为赈济的主要指导思想并付诸于实践。 　　 　　树立积极赈灾的思想，构筑赈灾支持网络 　　 　　中国自古天灾频繁，每有灾害发生，民间虽参与赈灾活动，但多是消极的施舍，往往临时募集赈款或赈品，施放完毕即宣告结束，没有什么赈灾、防灾计划。华洋义赈会认为多数灾民都是“具有健全人格的生产者”，单纯地施舍只能暂时维持灾民的生命，甚至可能养成其依赖心理，赈灾应从恢复其生产能力入手，“注重积极的建设，所谓建设救灾主义是也”。其内部机构设置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如总会作为办赈总机关，其下设有工程水利、农利、森林、移植等分委员会。考虑到自身经济实力，该会确定赈济范围“以天灾为限，不及其他。盖天灾方面如匪患、兵燹或其他原于政治之事变，自有政府或红十字会负责”。 　　该会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调子：赈灾救难，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绝不能带有政治色彩，与政府只有赈灾方面的联络，如赈粮运输、工赈项目规划、社会募捐以及赈灾区域划分等尽量同政府“协商办理，以资遵循而免抵触”，或者提出赈灾建议供其选择。1924年，全国十余省发生水灾，该会认为“非得政府特款，不易济事”，但北洋政府却无款可拨。该会乃奔走于外交团与中国政府间，协商开征海关关税附加赈捐，次年获得成功。当时中国军阀割据，为避免政权更迭给赈灾活动造成不利影响，该会“时时保持其超然于政治之地位”。赈灾的非政治化原则，不但使该会能在全国各地从事于查灾、放赈活动，而且也赢得了不同政权的支持。北洋政府无论，即使政治统一的南京政府也明确表示，该会应于赈务“当仁不让，努力进行”，1931年江淮水灾时，曾将小麦5万吨交其办理农赈；抗战初期，该会仍在沦陷区从事赈灾活动，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6年，该会又欲进入山东等解放区开展赈灾活动，也曾经得到解放区政府的许可。 　　该会在组织上以及赈灾活动中坚持开放主义，不管是政府官员、驻华外交官，还是社会、宗教人士，只要热心赈务或具有一定的技术，就尽可能吸收其参加。该会虽与各地的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其赈灾活动基本上贯穿了非宗教化的原则，不以信教与否划分救济对象，不以赈灾为传教手段，这样既可以整合西方各教派在中国乡村已有的救济网络，也避免了社会各界的反感。同时该会还与有关的社会团体或个人保持联系。如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合作培育粮食作物、改良美国“脱字”棉种等。赈灾时则招集当地民间团体以及乡村领袖，统计受灾面积、灾民数目、商讨赈济方法等、然后汇交负责机关，按灾情轻重缓急，统筹施赈。该会赈款主要来源于募捐，但又不是依赖社会名流，而是开展声势浩大的募款运动来筹集。如举行水旱灾纪念日、全国集募赈款大会等，以“声动中外人士观听”，编制各种建设救灾刊物，“说明建设与救灾之关系及其对于国计民生之利益，”商请各大报纸、杂志登载灾情；派员携带幻灯向学生讲演灾情，向国外通报灾情，以“期博同情赞助”。该会的宣传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但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同情与捐助，而且也引起了国外的积极回应。如1927年至1929年间，华北地区旱灾严重，该会通过报纸、电报等将灾情向海内外披露，结果引起了海外的“热烈同情”，纽约还专门成立了华灾协济会，并派人专程来华调查，其他如巴黎红十字会联合会、日内瓦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日本赤十字会等均表示赞助。 　　 　　推行工赈，防灾减灾 　　 　　华洋义赈会认为急赈属治标之举，既不经济，又无助于防灾，只有灾害突发才办理急赈，如开办粥厂、施放钱粮，救济老弱病残妇孺等无力自救之人，至于青年劳动力应接受以工代赈。该会施赈规定，除了妇孺残废老弱之人外，其他都应从事于相当的工作，按工给资。凭借灾民之力修建公益性的工程，既能赈济灾民，又可减少灾因，促进生产，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但工赈耗费高，周期长、工程复杂，非有大宗款项不易成功。该会办理工赈的原则是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举凡直接或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项目，如修路、筑堤、开渠、凿井等，都在实施范围之内。在工赈之前，先调查灾区有无可以利用灾民兴办的工程、该地有无工赈规划，并从中筛选出最急需的项目，然后召集灾区青壮年劳动力工作，按劳取酬。 　　推广凿井，防旱救荒。华北地区十年九旱，抗旱设施严重不足，开渠灌田，为自然和经济条件所限，一时难以实行，而地下水埋藏浅，凿井易，凿井之户可防旱，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