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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处理情势变更问题的重要原则。它是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合同的履行是合同效力的体现，因而它也是关系合同效力的一项重要原则。学者梁慧星指出：“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1]情势变更原则，又称情势变迁学说，具体是指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履行届满以前，因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不可预见、不能克服、无法避免的变化，致使合同履行艰难或不必要，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根本失衡，因而允许当事人请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并免除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责任的一项法律制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起草、讨论过程中，情势变更原则一直是众多学者和立法者探讨的热点与焦点之一，并曾一度在草案中出现，却未能在最后得以通过。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合同法》虽没有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有其适用基础。入世后，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而情势变更的发生是不可避免。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并运用这一原则，不仅可以有效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而且能够促进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沿革 　　（一）大陆法的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原则在大陆法国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罗马法时期，确立了“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认为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应产生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效果。合同成立之后，无论出现何种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都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实际上，罗马法在坚持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契约严守原则）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合同法的补充原则（情势变更原则）。从履行契约的方式和解释契约的角度看，罗马法时期之契约可以分为严法契约与宽法契约，宽法契约已经包含了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 　　12、13世纪出现的注释法学派有关“情势不变条款说”，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真正雏形，是其在理论上的首次描述。“情势不变条款说”假定每一个合同均包含一个具有如下含义的条款：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 　　至16、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于支配地位，情势不变条款得到广泛的适用。到普通法后期，尤其是18世纪后期，情势变更原则被无节制地滥用，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最终被法学家和立法者所摒弃。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时期的到来，强调“契约神圣”，情势变更原则遭到猛烈批判，几乎被完全排斥。 　　一战、二战、1929至1933年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消亡以及冷战的潮涨潮落，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各种“情势”的“变更”，这使情势变更原则重新得到法学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从而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1921年欧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说”和二战后拉伦茨的“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成为情势变更原则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英美法的情势变更原则 　　英美法系国家最初也没有情势变更原则，而是坚持“绝对合同责任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放弃固守契约原则之前，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观念在现实面前已经发生动摇。英国从衡平观念出发于1903年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合同落空学说”），美国在《统一商法典》中也确立了此原则（“履行不能实现学说”）。英美法至今已形成涵盖以上两类原则的“合同落空”制度，解决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和履行显失公平的问题。 　　（三）我国合同法的情势变更原则 　　我国由于长期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在建国初期使许多合同债务发生情势变更问题。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曾对此按情势变更原则作出了处理。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只是作为实施计划的一种工具，从而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即使发生情势变更，也是由行政机关处理，从而此原则一度沉寂。 　　改革开放后，契约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摆脱了计划之束缚，成为交易之纽带。经济波动不断引发情势变更现象，于是在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但1993年修订《经济合同法》时又取消了该条规定。在1998-1999年统一《合同法》立法过程中，该原则从第一草案一直到“四次审议稿”都被写入草案，但最终未得以通过。 　　与立法者的犹豫摆动不同，我国司法判决却在运用情势变更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4月14日《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7条虽无情势变更原则之名，却有其实。之后，又在1992年第27号函中首次确认了该原则，在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