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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规则的法典化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证据规则的立法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一些比较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其中最卓著的就是有关证据立法的学者建议稿。这些建议稿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在证据规则法典化方向上迈出的一大步。作为一个以成文法典为最主要 法律 渊源的国家，理论界的这种努力可谓煞费苦心。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学者们 自然 会不由自主地将眼光投向在这方面俨然已经十分成熟的英美法系——在这个一度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法系，其证据规则的法典化程度已臻佳境。其中，尤其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杰出的代表。然而，我们在参照、借鉴英美证据规则的同时，却鲜有对其法典化过程以及英美证据法典之体系与精神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当学者们迷醉于提出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时，也鲜有对移植证据规则的理由以及移植的方案进行过论证，即使是不同的立法模式之间也缺乏认真的对话，所有的努力看上去不过是自弹自唱。 笔者认为， 中国 当代的证据立法需要借鉴英美的经验。因此，本文以证据规则的法典化为题，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例，阐述英美证据规则法典化的一般历程，分析法典的框架体系，探求其中体现的法律精神。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移植证据规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对移植证据规则的具体方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认为，移植证据规则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需要一套约束法官心证的规则体系，英美的证据规则恰好提供了这样一套体系。而所有的移植方案中，法典化是更容易实现法律 现代 化的一种方案。因此，本文赞成以法典化的方式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 一、证据规则法典化的 历史 渊源 （一）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及其成就 从历史上看，法典化起源于法国19世纪初期，其目的一是统一国家法律制度，二是简化法律使其便于适用，三是通过法典化对原有法律进行改革。其中，统一法律的实施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以民法而论，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各大小邦国中存在着三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典。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一个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制定法，即书面的法；另一个则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即口头的法。前者主要适用于北方，后者主要适用于南方。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时受到三种法律的影响，并以三种法律作为补充：一是封建法，二是教会法，三是国王法令。所有这些法律都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而作出调整。可以说，法律的分散与凌乱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1791年通过的法国宪法确定了统一法国法律的方向，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典化在1804年以《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得以完成。[1]法国法典化的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其成功迅速激发了欧洲大陆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在1897年以《德国民法典》的通过而达到高潮。 尽管欧洲大陆在法国的带领下实践了法典化运动并分享着这一运动给法律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其在证据规则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原先存在的有关证据之证明力的规则，也随着法典化对法律制度的变革而被一扫而空——法定证据制度被当作封建余孽，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绝对的自由心证。[2] （二）证据规则的成文化：英国人的努力 诚如达维所言，欧洲大陆编纂法典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出于结束不稳定的局势和法律的极端分裂的需要；这种愿望在英国却不存在，因为英国早已通过王室法院建立了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另一方面，英国的许多法律汇编也使它们看上去似乎可以构成法典的等同物{1}（P24—27）。因此，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掀起轰轰烈烈的法典化运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法典化的努力。只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普通法法典化的第一步居然是证据规则的法典化；令人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发生的地点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印度。1870—1871年，史蒂芬为印度起草了《印度证据法》，该法案于1872年获得通过，成为正式的证据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证据法典。[3]这部法典虽然由英国人起草，英国人自己却没有证据法典。史蒂芬为印度起草的证据法获得成功之后，又尝试为英国起草证据法。可惜的是，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如今，虽然英国存在着大量有关证据的制定法，但这些制定法很难称得上是证据法典，因为它们仅仅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有关证据的规则进行规范。[4] （三）证据规则的法典化：美国人的尝试 美国在建国前基本适用英国的法律。建国后，美国人发现要维持其法律体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美国的制定法通常通过一些小册页予以公布，但是要找到这些小册页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找全这些册页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熟悉普通法的人本来就很少，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于英国，到美国转一圈之后又回到英国，从而将他们熟悉的英国普通法知识也带了回去。[5] 在证据法领域，尽管早先也有一些努力，但是真正的法典化应当自20世纪才正式开始。其中，最先开始证据规则法典化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