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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风赏析 刘禹锡的诗歌有着跌宕、豪健、俊朗、旷达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本文试着分析这种诗风的形成原因及其诗歌风格特点的具体表现。刘禹锡诗歌文风的形成与其二十三年贬谪远州的坎坷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与众不同的个性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个性，与刘禹锡饱经磨难的仕途经历有关。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 　　刘禹锡的性格十分倔强，有一种认准了理不回头的精神，长期的贬谪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贬官十年后他被召回长安，在游玄都观欣赏桃花时，写了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正是他因对满朝志得意骄的新贵，徒有其表，并无实才，轻薄如桃花的不平而鸣——他们都是我刘郎被赶出长安后补的空缺啊。此诗用“桃千树”、“去后栽”之句影射当朝执政权贵，由于“语涉讥讽，执政权贵见而恶之”（《旧唐书》），得罪了执政权贵，自然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回京师没几天，他就又被贬往连州。这一贬时间更长，过了整整十四年才返回长安。诗人又一次来到玄都观，可满园的桃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荒草苔藓。刘禹锡目睹玄都观今昔盛衰变化，思量当年“桃花”虽红极一时，但随着“种桃道士”的离去，如今是“荡然无复一树，唯菟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刘诗引文），“桃花净尽”矣——那被喻为“桃花”的执政权贵全都销声匿迹。他感慨万千，内心波澜不平，那股倔劲又上来了，又鸣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歌是上一篇的继续，但讽刺意味比上一篇更为辛辣。曾经满园盛开的桃花，现在被一片荒草替代，当年那些志得意骄的新贵们，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我这个当年被贬斥的刘郎，今天不是又回来吗？诗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屡遭打击始终不屈的意志。 　　他还鸣出《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并不是一味地钻牛角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但一般情况下心胸开阔，遇事能想得开。所以他的鸣不像韩愈“自鸣其不幸”，而多为豁达之言。他被贬到郎州时三十四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可又一次被赶出了朝廷，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这个人适应性强，会自我调节安慰，能从悲苦中寻找到乐趣。且看他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古人望秋而生悲凉，可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秋日胜过春朝，天高气爽，碧空如洗，一鹤冲霄，气概昂扬，令人心旷神怡。诗歌抒发了诗人豪迈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他通过哲学的深思，把生活中的愁恨化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感悟。这样，他就能从有限的时空跳出来，在更高的层面上求得心理平衡。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就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之鸣。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再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