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黎锦晖的音乐理想与创作实践.docVIP

　　“改造国民性”：黎锦晖的音乐理想与创作实践 　　内容摘要：本文是笔者于2001年11月在北京参加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数十年来，学界对黎锦晖的 创作褒贬不一。然而，吧个人与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看，黎锦晖虽然不是思想家，但他的创作实践明白无误地昭示出他(用感性的美的艺术)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并将这一理想付诸于一种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今天看来，这一点仍不失其意义。因为，审美文化是当代社会生活日益表面化、感性化和当下化的总体情态;其次，在当代文化的自我丧失的普遍性沉沦语境中，审美的感性形式成为个体存在的确证。早在70余年前，以黎锦晖为代表的都市音乐创作所获得的大的发展，打破了专业人员不参加通俗音乐创作的局限眼光，还以其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我国通俗音乐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关键词：黎锦晖，改造国民性，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 　　好像黎锦晖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位写过几首黄色歌曲的近代音乐家。十数年来，关涉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黎锦晖为什么写黄色音乐?要么是对黎锦晖其人其作的责难这样的视点上，脱不开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套路，这些声音，仿佛是乐与政通、乐如其人的古老乐评的现代回响。譬如对黎氏的创作尤其是其家庭爱情歌曲的美学思想或注意音乐所服务的对象影响下其作品蕴义等的研究，我们何不深入一些?多拓开一些研究思路，多一点现代理解，那样对黎氏的评论或许是别有一番景象了。 　　研究这方面的情况，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 　　首先，世纪潮流的影响之下，音乐家的表演形式及其潜在的思想背景究竟是如何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关注人物文化内核中最为敏锐、活跃的甚至说到现在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闪光点是什么?这是涉及音乐创作层面上的问题。 　　另外，通俗音乐是不是美的?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代总在讨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通俗音乐是美的话，它究竟有多少美学意义;如果不是的话，人们又该如何解释其在现实生活中为何会拥有如此大的文化权力? 　　实际上，在发问之时，我们都不会忘记将音乐所服务的对象同这一系列的问题结合起来。 　　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给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特定的活动舞台。特别是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可谓开启了世纪启蒙思想的先河。尤其是后来一批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酿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主义标举到时代的浪尖上。这一时期的音乐界，在如何吸收西方音乐与发展本国音乐的问题上，亦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筚路蓝缕之中，黎锦晖满怀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孤独地走着自己的音乐创作与批评实践之路，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Age)回应了社会的主潮：改造国民性。 　　原本，改造国民性是那些先哲们在政治上求改良、取革命的理想，一腔济世报国的情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身怀这一理想的先驱们，不管在理想与现实两个环节之间有过何种程度的艰难徘徊，但改造的思想一直延续着。哪怕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感召力了，在艰难的时代里，他们不约而同、坚持不懈地找着通向现代之路。这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启蒙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承诺。黎锦晖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的音乐创作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渗透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感悟，他的创作即他的承诺。他的出生也应该算在士之属，其亲眷黎氏八兄弟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科学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相同的传统情结凝聚成他们关心国事的政治情怀，对于接受外来文化资源的活跃性，也同样有一种道义责任的浪漫：不懂一点社会科学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饥，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爱群爱国，一旁配着妻哭儿啼，凭你的音乐怎样雄壮，到末了一样饿扁归西。所以用极浅近的常识来断定，所谓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1]血浓于水，澎湃着的中华血统令智者先驱们担负起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同时，由于个体的性情与兴趣的原因，还让个体显示出不同层次的意义。 　　在德、智、体素质的启蒙布局里，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先哲们，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黎锦晖的文化抉择明显地受到了现实的策动，只不过在现实的面前，他是时代潮流中一叶无可奈何的扁舟，就像他在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的卷头语中提出一切布景和化装，都要儿童们亲自出力，这个除开利用它采入手工、图画、卫生及一般作业的材料外，还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世敏捷的才能，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德、智、体、美、劳教育方针，在20世纪的初期就被黎锦晖付诸实践了。如果说提出启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像《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具有启蒙意味的家庭爱情歌曲在问世后所受到的待遇，则形象地反映了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