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移植与文化交流：15-17世纪广东人与越南.pdf

貿易、移殖與文化交流：15-17 世紀廣東人與越南 李慶新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歷史研究中心 20 世紀 40 年代末，陳序經先生在討論越南問題時指出：越南自漢代以來長 期爲中國版圖之一部分，其文化之爲中國文化，是自然而然的。在明朝，越南對 於四書五經的誦讀，又積極提倡，而衣服裝飾，也又從了明制，所以越南的華化 程度，更爲深刻，直到現代，在越南可以隨時隨地見到中國文化在越南的留痕。 房舍而尤其是廟宇，是模仿了中國的樣式，所謂舞文弄墨的對聯，又像有求必應 的牌額，北至河內，南至河仙，都可以看到。此外，社會制度，以至於所謂種種 的精神文化，也尚遺傳到今日的，不可勝舉。①可見中華文化對越南影響之久遠 與深廣。 作爲越南的山水相連的近鄰，廣東與越南無論在地理、歷史、種族等方面都有非同尋常 的緊密關係。秦漢時期兩地曾長期隸屬於相同地方政權的管轄之下，東吳以後交、廣分治， 但作爲南中國新興的經濟區，兩地是互利互動、共同發展的。隋唐帝國“郡縣其地”，嶺南 道再次把交廣地區統轄在一個相同的行政、軍事區域之內，南海、交趾是嶺南經濟區兩大中 心和南海貿易樞紐。南漢以後安南逐漸走向獨立，並與宋元兩朝確立藩屬關係，越南朝貢， 例由兩廣水陸通道來華。明清時期中越兩國長期維持以朝貢貿易爲中心的宗主國與藩屬的邦 交、外貿關係，廣東是溝通中越的主要孔道。兩國民間交往相當密切，貿易、移殖、文化交 流持續不斷，對兩地社會經濟發展産生重要影響。 本文從區域角度探討明代至清前期廣東商民在越南的貿易、移殖活動，揭示其在明清中 越關係尤其是雙邊經濟文化交流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 廣東商人与越南貿易 （一）明代廣東對安南、占城、真腊貿易 唐宋以降，廣東商民下海貿易、流寓南洋等地者越來越多。明前期滿者伯夷王朝統治下 的三佛齊舊港(Palembang，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國人多是廣東、漳泉等處人逃居 此地”。②廣東人陳祖義，舉家遷居該地，“充爲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 便劫奪財物”。③南海人梁道明，貿易於舊港， “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 民棄鄉里爲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長”，“雄視一方”。④ 永樂五年（1407），鄭和 船隊航經舊港，遣人招諭陳祖義；陳詐降，謀襲官軍。有施進卿者，亦廣東人，向鄭和告密， 鄭和乃派兵擊陳祖義。明朝設舊港宣慰司，以施進卿爲使，賜誥印及冠帶。⑤施進卿成爲舊 ① 陳序經，《越南問題》(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民國三十八年)，第12-13 頁。 ② 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條，(中華書局，1955年)，第 16 頁。 ③ 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條，(中華書局，1955年)，第 16-17 頁。 ④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八《爪哇》；《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齊傳》。 ⑤ 《明太宗實錄》卷七十一，永樂五年九月壬子。 1 ① 港“大頭目，以主其地”。 廣東僑民在安南、占城、暹羅(今泰國)、北大年 （Patani,又作 大泥、佛打泥，今泰國北大年府）、馬六甲(Malacca,今馬來西亞馬六甲)、爪哇的杜板（Tuban， 今印度尼西亞爪哇東北岸之廚閩）、新村 （Gresik,又名革兒昔，錦石，今印度尼西亞東北部 格雷西）、蘇魯馬益（Surabaya，又名泗水，今印度尼西亞爪哇東北岸的蘇臘巴亞）、萬丹 （Banten,又作順答、下港，今印度尼西亞爪哇西北岸萬丹）、巴達維亞 （Batavia,今印度尼 西亞雅加達）、摩鹿加群島、菲律賓等地都建立了雄厚的基業。② 明中葉以後，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人們的商業活動增多，商品意識隨之增強，“人 多務賈，與時逐”； “農者以拙業力苦力微，輒棄耒耜而從之”。③逐利四方，遠走東西二 洋。時人陳全之謂：廣東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諸郡之民，恃 山海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