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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 一、引言 摘 要：城市拆迁关系到城市建设、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拆迁安置成为城市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艰巨任务。本文从中国拆迁安置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现状及问题、社会工作介入拆迁社区治理实践模型的建构及政策建议等两大方面进行阐述，说明了社工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现状和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提出实践模式、政策建议，从而为我国社工介入拆迁安置社区提供了更科学、更合理的介入方案。 关键词：拆迁安置；社会工作；介入 城市拆迁关系到城市建设、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拆迁安置成为城市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艰巨任务。城市拆迁安置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由征地、拆迁带来的安置、就业、补偿等问题导致的冲突，占维权式群体利益矛盾总数的 45%左右。十八大提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新时期社会管理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明确为党委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主张，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政策和社会环境下，社会自治如何与社会管理相互作用？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原有拆迁系统，以何种身份路径参与共同治理？这些在治理实践场域中的现实问题还很少被研究。本文以拆迁领域的社区治理为目标，构建一个拆迁安置领域社区治理框架，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推进提供典型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对拆迁安置的研究，法律、政策研究者一般持有“利益博弈”的宏观思辨文化视角，将拆迁视为地方政府、开发商(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利益冲突博弈场域，研究重点是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如何完善政策减少冲突。而从社会工作介入和社会治理视角看，拆迁场域是一个集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一体的居民社区生活场域，老旧社区更是有着浓厚地缘文化特征的社区共同体。城市拆迁意味着区域移民过程的发生，被拆迁人将要远离曾经生活的熟人社区，远离原来出行等较方便的设施环境。被拆迁人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对熟人社区的归属感无法用货币来衡量，这些均是拆迁社区治理中的经济指标和行政效率之外的关键问题，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评量指标。而这些指标却往往被“利益博弈”场域下的研究者和拆迁者所忽略。这些正是本研究相对于既往研究的突破之处。 二、中国拆迁安置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现状及问题 社会工作是目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社会治理和创新群众工作的重要举措。政府寄予厚望，期待社会工作以其专业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手法，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社会工作介入拆迁领域没有形成政策要求，不过近年来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自治、社会参与的载体，在部分地方政府的试点工作中，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拆迁工作中来。上海浦东的世博会征地动迁、广州越秀区东濠涌改造工程动迁、长沙地铁轨道建设拆迁等大工程，均有社工的参与，并获得积极的实效。1. 中国拆迁安置的工作机制 2011 年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了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实施房屋拆迁须获县级以上政府土地行政部门的批准，并对被拆迁户采取国家规定的补偿安置，双方就拆迁事宜达成共识后形成房屋拆迁合同关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拆迁安置工作的基本流程为：城市规划—土地收储—拆迁安置—改造建设，拆迁的执行周期为 1~2 年。拆迁程序通常为区(县)政府提出改造项目申请，市规划局会同市发改委等政府行政部门初步审查，市规划局出具规划设计预条件，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发改委下达项目立项批复，报市规委会审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一般由区政府拆迁办对改造范围内的房屋、人口等情况进行调查审核后制定，由市建委会同市财政局等政府行政部门予以复核确认后，由拆迁办组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拆迁安置工作。 可见，整个拆迁组织架构是政府(体制内)一元主体的运作模式。拆迁执行周期短，通常只有 1~2 年。拆迁工作涉及政府、拆迁人、委托拆迁单位、拆迁评估机构、被拆迁人及承租人等多元主体，而作为核心利益主体的被拆迁人(社区居民)在此架构设计中严重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只在拆迁安置环节出现，被动接受拆迁决策；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和民意代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成为政府职能延伸后体制内的一部分，失去代表和协商职能，也极大压缩了社工介入的空间。 拆迁安置工作的实施主要涉及决策层—执行层—被拆迁人三个层面。决策层由市、区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组成，重点关注拆迁进度、资金监管和信访维稳；执行层由作为政府基层组织的拆迁辖区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组成，严格按照进度执行决策层的要求；被拆迁人一般是最后获知相关方案，在既定决策的范围内接受拆迁安排。由于参与三方(或双方)的位置、立场及关注焦点差异很大，同时拆迁执行周期短又缺乏协商的机制和空间，因此拆迁实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