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与现代生活.ppt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是三方面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即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的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1）人伦关系原理。“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中国伦理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就是“礼”的创造性转化过程：通过西周的维新，把氏族社会作为习俗法规的礼转化为文明社会的秩序，即“周礼”； 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对“礼”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实现礼的第二次转化；西汉时期，董仲舒把“礼”转化为“三纲五常”大统一的封建礼教，是第三次转化；宋明时期，新儒学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伦理危机，把“礼”转化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为第四次转化。四次转化从伦理思想说包含民族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五伦设计。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它是“礼”的基本构成，是中国伦理的范型，它贯穿于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始终。 五伦以家族为本位，把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扩充为社会伦理的原则和国家政治的原理，建构起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的伦理系统，形成以“孝悌”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以仁爱为根本精神的五伦，其思路和运作过程是： 亲亲——忠恕——人道，从而达到个人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宇宙论理的贯通，建立起“亲亲仁民”、“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 二是整体主义。“礼”的精神、“五伦”的精神，首先是强调整体秩序的精神。它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个体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的和谐。中国伦理从孔子开始强调先公后私，并作为义与利的重心，宋明理学以公私为判断天理人欲的标准，形成整体至上主义。它助长了封建专制，但这又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中国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自主自律，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即真实无妄。《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离娄》）。 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为人诚实，待人诚恳，对事业忠诚”的美德。 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 “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就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自己的志向；在为政中，把 “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要领。三者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董仲舒以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礼之内像 礼之内像，孝道。 在人伦关系中，中华民族不仅讲“诚、信”，而且还有图“报”的德性。“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中国古人早有“投之木瓜，报之桃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训言。中国人强调，报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育之恩等，这是公认的美德。 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个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在传统社会要求把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 礼之公 先公后私，可以永恒。 “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中国伦理道德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 朱熹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公”之核心是去私意，“背私之谓公”。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 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中国人历来以“天下为公”、“廓然大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培育下，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爱国爱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礼之内 安伦尽份，反躬内求。 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中国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