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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哈姆雷特”形象的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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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在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上,诞生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第一部典范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小说的创作跨越了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零年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中,作者普希金身处的俄罗斯社会正在经历着激烈的震荡——十二月党人起义前的社会情绪高涨和失败后的政治恐怖,诗人自己遭受流放离乱和亲近朋友惨遭杀害的痛苦,思想情绪有许多变化。这一切社会的、个人的变化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在小说的形象构思和色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小说中,普希金对整个俄罗斯社会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描写,从彼得堡、莫斯科到偏僻的外省,从上流社会到地主庄园,从贵族到农奴,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等等:可以说,这部小说包罗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完整的俄罗斯风俗画卷。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奥涅金身上。在这部小说里,产生了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可以说,奥涅金生动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上很大一批贵族青年的心理特征,他所患上的是“俄罗斯的忧郁症”。这种忧郁,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自身行动力之间失衡而产生的焦虑,是知识分子式的精神焦虑。如果说这种焦虑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显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我们近距离的观察他时,竟然惊奇的发现,在奥涅金的文化基因中,还隐藏着那来自遥远的大不列颠群岛的因子,那是传延自莎士比亚的血统,继承于哈姆雷特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奥涅金就是俄国化了的哈姆雷特。 一、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的忧郁 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进步的贵族青年的典型,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当时大多数贵族青年的主要性格特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智慧和修养;他知识广博,才华出众,从文学到经济,无所不知,如数家珍;他对周围的现实不满,向往有意义的人生;他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和无聊,有批判的眼光和能力,有改革现实的美好愿望。但他无法摆脱阶级的局限,他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软弱而自私;他面对现实既不能对抗,也不能做出贡献;他缺乏毅力与意志,脱离实际,脱离人民,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他苦闷仿惶,精神空虚,一事无成,患了俄罗斯的忧郁症,这种忧郁,便是他性格中最关键的标志,即一个失败的追求者的精神特征。我们说,奥涅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突破贵族阶级的束缚,他的反抗追求只是现象,没有结果,他沾染了流行的忧郁症,他只是毫元意义地让生活轨迹画了个圆圈。 当时的俄国社会上正是大量存在着奥涅金式的人物。他们既不同于敢于行动的“十二月党人”,也不同于一些忠实拥护农奴制的纨绔子弟。他们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潮流和贵族阶级的腐朽,极度厌弃贵族生活,但却对本阶级有一定的依附关系,无法断然与之决裂;他们深切同情下层民众,但却又对其抱有偏见,不能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从贵族的角度看,他们是本阶级的反叛无法得到信任:从民众的角度看,他们并没有洗净身上贵族子弟的印迹,也同样无法被信任。于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夹缝地位的他们陷入了百无一用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余人”。在思想上,他们深刻思考着社会;但在付诸行动时,他们却又畏首畏尾、停滞不前。这类“多余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力的极度发达与自身行动力的极度萎缩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他们心理上无法忽视的缺失感,长期在这种缺失感中经受折磨,他们最终患上了精神忧郁症。 这种忧郁,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忧郁。这种忧郁,被称为“俄罗斯的忧郁症”,可以说与剧烈变革着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社会的震荡中青年一代无所适从心境的极端反映是一种时代的流行病。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十九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时,竟然惊奇的在他的哈姆雷特身上找到了相似的忧郁气质。 二、知识分子式的回归:哈姆雷特的非英雄化 十八至十九世纪,历史的轮转已将莎士比亚的时代远远抛在身后。当作家的作品与作家自身拥有的时代间的时间跨度足够使一切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具象尘埃落定时,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得以挣脱具体社会背景的羁绊,以最原本的创作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当研究者们掩埋了那些出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需要而对莎士比亚这个名字产生的口诛笔伐,将一缕看待新生儿的目光投向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时,他们获得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再诠释空间。莎士比亚的创作价值不再是塑造了符合某一党派或思潮要求的英雄形象,他笔下人物身上的英雄光环渐渐的暗淡下去,另一种光芒却越发灿烂起来,那是一种属于人性的光辉。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始终弥漫着的那股浓重的悲剧感,并不仅仅在于他同时代人所评价的某一势力对于另一势力的失败,或者某一个英雄形象的丧生,而更加产生于其内化的对于人类宿命的最残忍的再现,对于人性最真实的揭露。在他的作品中,人类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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