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伪证,定义之争谈辩手的道德底线.docVIP

前些时间有人讨论今年全辩的“最”。当时就有人提出是对“伪证”问题争议最大的一届，而现在，估计就算成不了对“定义之争”争议最大的一届，也相去不远了。 也好，因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大专辩论赛14年来发展出的两个最可怕的毒瘤。在我看来，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可以很好的检验一个辩手、一支辩论队的道德底线。 而恰恰这两个问题，引来了众多争论。有很多人认为，即使这样做是错误的，应该被扣分，那么对手不能在比赛中击破，是不是也说明他水平太差，同样应该扣分呢？一个剑客的剑法漏洞百出，而对手竟然不能击破，那这个对手是不是也同样很烂呢？ 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1、辩手能打破这两个毒瘤吗？ 在很多人看来，指出对手的错误是辩手的责任。如果不能指出对手的错误，那输了也无话可说。然而，这一逻辑的根本前提是“在辩论赛的有限时间内，这种错误是可能被攻破的”。 然而，定义也好，伪证也罢，都不满足这一要求。 不妨先看“定义之争”。个人以为02全辩决赛“正其义当不当谋其利”可为代表。不仅仅因为正方将“利”解读为“公众利益”，从而得出正方的立场是“伸张正义的同时应当为人民大众谋福利”，更因为他们在场上的那句名言：“请问辩题中的‘利’凭什么不能理解成‘公利’？”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论证”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逻辑推理，一是统计数据。 对于逻辑推理来说，定义（概念）是逻辑链的起点，而逻辑链是后向有效的，那么后向有效的逻辑链要如何去论证做为其起点的“概念界定”是否正确呢？ 统计也是一样，辩手在赛前即使知道对手会如何定义，也不可能进行一次社会调研来证明“对大家来讲，这里的‘利’没有人会理解为‘公利’”。 因此林正疆才说“中国语言博大精深，一个词可以有好几个意思”，而把一个词在其他语境下才会代表的意思加到辩题语境中来，这恰恰是“定义之争”的惯用手段。 伪证也是一样。辩论赛场不是法庭，没有人要求辩手当场拿出证据。那么对手在场上如果说一句：“根据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或者“根据XX学术杂志XX文章……”，辩手要如何质疑呢？他要如何证明“是的确不存在，而不是我方没有查到”呢？他有可能事先知道对方会出什么样的伪证，然后一一查好吗？ 所以，相对于其他的诡辩伎俩，这两颗毒瘤一大特点就是“在辩论场的有限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被击破”。因此要求辩手在比赛中击破对手也就没有道理了。 然而问题远不仅是这样。因为即使无法从道理上论证对方的错误，也可以通过语言技巧等方式压制对手，使对方无法基于定义或伪证获得利益。这就是有人提出的“如果水平真的比对手高出一头，自然可以如谢逊在王盘山上那样，任对手使出何种伎俩也可以应对自如。” 从失利一方的辩手自身提高的角度讲，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站在辩论赛整体发展的角度讲，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 2、应该要求辩手在场上去和对方纠缠这两点吗？ 　　 辩论赛时间有限，因此有限的时间应该花在最有意义的地方。而辩论赛的意义——特别是辩论现实性辩题时——就在于向观众阐述“两个对立观点各自背后的道理”。使观众在40分钟之后，对这个问题的两种观点和道理都有更深的了解，这才是辩手应该在场上做的事情。 而如果纠缠于这两点，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吗？显然不是。 前面有网友举到一支队伍辩“成败论英雄”，试图通过定义达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英雄”。结果被对方在攻辩中击溃。且不说稍有水平的辩手会不会去做这种定义。即使对手真的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观众在看完比赛之后有什么收获吗？除了一句“XX辩论队真搞笑，居然敢这样说，活该输掉比赛”之外，这场比赛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要求辩手在场上去做无意义的事情，那么整个辩论赛的意义也就因此降低甚至丧失。而不要忘了，观众来看辩论赛是花了时间的，而这个时间他本来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比如去看吴宗宪和蔡康永。那么当他把时间花在辩论赛上却没有从中得到收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3、这两颗毒瘤伤害的是谁？ 　　 现在的辩手，对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辩论赛发展历史恐怕已经知之甚少了。如果去查看当时的讨论——特别是95-98年观众在网络、报纸、电台等媒体上对于辩论赛、辩手的看法评价就会发现，“不讲道理瞎扯蛋”是一个相当主流的评判。而究其原因，在公开比赛中往往是“定义之争”和基于定义之争的“胡乱煽情而不是讲道理”、“人身攻击”等——用观众的话讲就是“那说的是人话吗？”而在校内比赛中，“伪造论据”则成为又一项重要原因。 这一切的结果，是观众——或者说辩论圈外的人——对辩论赛、辩手越来越嗤之以鼻：你们不就是会吵架吗？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再加上几句套话空话就在那里吵得不可开交。于是终于演变到辩论队的出去不敢说自己是辩手——否则要受人嘲讽；最佳辩手面试时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