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迷信 还原中华 改写人类文明史.pdfVIP

破除迷信 还原中华 改写人类文明史 由于中华近代的落伍，“西方中心”论泛起，中华文明“西来说”也随着这种文化背景应运 而生。中华文明“西来说”虽然早就受到中华有识之士的驳斥批判，著名爱国学者梁启超先生 在 20 世纪初常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鸣不平，不甘于中国古文明排位于埃及、 巴比仑和印度之后，曾大声疾呼“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但当时应者寥寥。长期以来，西 方学术界盛气凌人，国内知识界普遍存在对西方的盲崇，两者相对益彰，使得中华文明“西 来说”一个时期以来甚嚣尘上，时不时出来折腾一番。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民族虚无主义有 其深厚的历史的根源。《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 “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将尧舜时代一直到三代 周的历史截断了，更别说以往的历史了。到司马迁时，继承孔丘历史观，不究先秦史籍所载 古民族图腾的内涵，怀疑《山海经》、《禹本纪》等史书的真实性，“至《禹本纪》、《山 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将“三皇五帝”史当成了“怪力乱神”的神话。到近代，西方中 心论、民族虚无主义大合唱，活生生地要将人类文明的源体、母体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扭 曲、变形、分断、撕裂，而这一过程，有的是学术无知的跟风，有的是要达到种种目的。 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 中国秦汉史》，199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书中“总编辑序”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 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 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而自 70 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 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 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 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10 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 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 的帝国政体开始。 几十年来，我们的考古取得了长足发展，显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源头的考古成果一个 接着一个，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界竟是不能对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最新成果进行有效的梳理总 结呢？以至于西方学者也由于“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 公认的综合”而“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 开始” 。但几十年来，民间爱国人士、有识之士如当年的梁启超先生般为中华文明所蒙受不 应有的境况鸣不平、大声疾呼，以个人的微薄的财力物力人力长期不懈地奋斗！笔者深深为 这些高擎起中华文明文化、为真理而战的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脊梁所感染，也深刻认识到对 中华文明文化误解的化解其实就是对人类文明文化进程的正本清源，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走向健康、和谐、进步的繁荣之路而不是继续在弱肉强食的假大空中恶性循环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向吉林的宫玉海先生、湖南的林河先生、北京的王大有先生、重 庆的史式先生、广东的董立章先生等致力于洗刷中华文明文化污垢、还原中华并人类文明文 化史本来面目的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研究人类起源文明发展史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方向，要理顺出一个基本符合人 类历史发展本身的史学框图来，不能主次颠倒、干枝错位。不幸的是今天的人类历史学认识 和研究并没有随着考古的突破而有相应的进步，过去以西方中心论背景下形成的一些历史认 识、命题还在大行其道，流行于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非但如此，这些观念还正在成为人 们常识性的知识和思维的基本逻辑，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不幸与悲哀，也是人类史学研究必 须加以拨乱反正的大是大非问题。 比喻说“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个命题的提出和研究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只要事实、史实、 科学和考古的验证能证明这命题成立，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什么错，而且是对人类历史的重 大贡献。人们曾抱着欧洲是人类进化中心的观点是因为当时史前考古多集中于这门学科的发 祥地法英等欧洲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科学家在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 100 公里的 法尤姆地区发现了 3500 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从而形成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当 爪哇直立猿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