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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民事诉讼一审终审制的立法思考 从完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视角 张晋红 广东商学院法律系 教授 关键词: 一审终审/小额案件/程序需要/适用范围 内容提要: 基于诉讼案件对诉讼程序的“需要”与诉讼程序“供给”之间的规律和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目标的需要,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在现有立法基础上扩大一审终审的适用范围。对民事纠纷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的标准及范围应由立法按诉讼标的额确定一个基本的幅度,再由各高级法院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在法定幅度范围内确定本省小额案件的标的额。但小额民事案件具有法定情形时不得实行一审终审制,同时,立法不宜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选择审级制度的适用。 有关完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既有研究成果显示,多数观点主张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多元审级制度,即由一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构成,其中以两审终审为基本审级制度,以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必要补充。然而,学界仍有部分研究者对多元审级制度心存疑虑,其表现之一,就是认为对部分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的环境尚未形成———目前我国社会对法官素质和权威尚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事人对过于简化的程序以及法官过大的职权往往有较大的戒心。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当事人的上诉权无疑只会增加更多的矛盾和执行的困难[1 ] ,因而主张目前不宜实行一审终审制。尽管此观点所表现出来的忧虑与反对不乏现实的根据,但笔者以为这仍是可以商榷的。 一、部分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的必要性 世界上部分实行三审终审的国家基于必要与效率的考虑,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即是如此。尽管我国学界有观点不主张对民事纠纷案件有限地实行一审终审制,但笔者认为在我国对部分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是必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不同疑难度的民事案件,对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有所不同,这些诉讼要求上的差异所反映的正是诉讼案件与诉讼程序之间关系的一种客观规律———案件对诉讼程序的“需要”与诉讼程序“供给”之间的规律。对有些民事案件来说,简洁的诉讼程序和一个法官就足以保证实现诉讼的公正性。如果立法对这些案件设置复杂烦琐的诉讼程序,必然造成程序的“供给”大于案件对程序的实际“需要”。这种“供过于求”的结果是:多余的程序配置在立法上失去存在的价值,而多余的程序配置一旦付诸实践则形成程序浪费,并造成诉讼成本不必要的提升。因此,现实中的有些民事案件在客观上并不需要烦琐复杂的程序。 第二,当效率成为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时,效率就应当成为确立审级制度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固然,基于公正这一首要的价值目标,审级制度不能够单纯为了追求诉讼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但是,如果因为民事案件本身对程序只有简洁的需求时,立法顺应案件对程序需求的规律而对部分民事案件设置为一审终审,其应当既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 第三,我国法官的审判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基层法院的多数法官是能够胜任那些适用一审终审案件的审判工作的,因为归于一审终审的民事案件就其案情和适用法律而言没有任何难度,甚至一个有经验、有知识的普通人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单就审判经验和审判水平来讲,基层法院对一审终审案件的法官在业务上的能力无需过于担忧。笔者对一个基层法院的速裁程序和适用效果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该法院对诉讼标的额在5 万元以下的简单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当事人对裁判的上诉率不到1 %。尽管这个数字本身不是可以取消这些民事案件当事人上诉权的主要理由,但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审判规律完全可以成为对这些案件设置一审终审制的正当理由之一———当上诉程序对这些案件已是普遍不需要时,取消上诉权就是合理的,并且具有了取消的可能。当然,法官的审判水平能够胜任一审终审的重任,并不等于法官就会公正审判,这里牵涉出的是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问题。一个不准备公正审判的法官,无论面对怎样简单的案件都可能做出错误的裁判。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确实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缺乏职业道德的法官随时可能滥用审判权,当事人因此无法产生司法信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对审判权的滥用是可以通过制约机制预防的,上诉程序并不是唯一的预防措施,再审之诉同样能够起到预防滥用审判权的效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官在职业道德上的隐忧并不仅限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官乃至最高法院的法官多少也都存在职业道德欠佳的问题,由此说来,在全国各级法院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都不够理想的背景下,上诉法院的审判仍然难以令当事人心怀信任和信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不应该成为阻却立法设置一审终审的根本原因,更何况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审级制度,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都应是我国法院系统坚持不懈的努力目标。 第四,如果对不需要设置上诉程序的简单民事案件非要实行两审终审① ,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造成诉讼的直接成本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巨大差异———单从案件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