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同祠的艺术.PDF

中国月期刊咨询网 佛道同祠的艺术 副标题#e#摘要考察北朝佛道教造像碑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许多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要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佛道教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作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资料积累的过程，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 不多，现已发表的观点和资料数量有限，所以，笔者在此只能对造像碑的地域性、渊源和世俗性方面作简单的阐发， 在观点的提炼的过程中，本文主要是通过从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出现的地域性，探讨其形式的渊源。希望能为这方面的 研究作一些参考。 关键词北朝,佛道同祠,造像碑，地域性，渊源 佛、道教造像碑，是一种融合了汉代墓壁雕刻艺术和摩崖雕刻艺术的宗教崇拜图腾艺术形式，其形式一般都是以微浮 雕为主要制作手段，浮雕图案一般以历史故事、神话，或是供养人的车骑行列和男女眷属形象为主，表现手法多以薄 肉雕或阴线刻凿出，碑文及供养人姓名，以阴线刻为主。造像内容为佛像和道像。丁明夷称“前人利用此碑的史料， 主要是作史学的阐发，而对碑中透露的有关北朝道教造像的信息，则注意不够”。他认为该碑下部所刻两身造像即为 “碑额所题‘佛道二尊像’”。所以这样的碑文在历经一千多年的自然以及人为破坏后，大部分都还能较完整的保留 下来。像这样的以佛、道为一体的碑文在北魏时期尤其多，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出现在关中地区。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佛 道混合造像碑出现的地域性，探讨其形式的渊源。希望能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些参考。 一北魏佛道教混合造像碑出土的地域性探讨 佛、道教造像碑北魏佛道教造像碑出现的地区以关中地区为主，关于佛、道教造像碑在关中地区兴起的原因，现有的 结论有以下几种：一、陕西地区是道教北迁后初定中原的地方，初期道教造像在此出现有其必然性。建安二十年（公 元二一五年）汉中五斗米道教主张鲁降曹，随之北迁□城，大批五斗米道信徒随之北迁，定居中原。从此，陕西地区 开始有道教信徒。北魏时，在此地区出现了世奉天师道的豪宗大族，如冯翊万年县（临潼市东北）的寇氏家族等，又 由于长安道士受到北魏皇帝的优宠，这使道教在此地得到普及和发展。道教的兴盛带动造像碑艺术的发展，并具有地 域性。二、天师道的改革，道教的宗教形象效仿佛教造像。史料记载，寇谦对天师道教进行改革，清整道教，除去三 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和气之术，整顿组织，加强科律，增订戒律和斋醮仪范，模仿佛教，重视诵经礼拜，开始 有了道教老君、天尊造像的出现。最初道教造像的出现是完全模仿佛教造像的。 佛道教混合造像碑是宗教艺术，它是否繁荣与当地宗教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汉时期，关中地区为政治、经济和 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外来文化传入中原都必须通过这里，西汉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先使外族文化到达关中，以 为汉朝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就在关中地区之内，有关汉朝佛教在中原传播的记载很多，我们可以推断，北方佛教的传 入，关中地区必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里载：永平“八年（公元六十五年），诏令 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 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5]从记载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已受到明帝的重视 ，并且影响到汉朝的贵族阶层，佛教在上层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较汉时，显出了其系统 性和规模性，首先，是大量佛经的传入。汉代佛教译经的数量很少，除《四十二章经》外，桓、灵之间共译出佛经五 十三卷部，七十三卷。这些译经中，《般若道行品经》较大，为十卷本，其他的译经多是一卷、二卷本，而且大都是 从梵文大本中节抄下来的，显得很零碎、极不完整。[1]而魏晋南北朝的的译经数量已远远地超过了汉朝的译经数量 ，《魏书•释老志》记载：“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 卷。[2]不仅佛经的数量大增，在建筑、造像和僧尼方面的规模也是惊人的。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之世“ 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3]又载：“太和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平城，今大同） 内寺，新旧且百余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4]《辨证论》（ 卷三）载：“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其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总度僧 尼二百万人。”[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北魏佛教的盛况。这种盛况必定会推动佛教艺术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