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村留住：守护城镇化大潮中的古村落.docVIP

来源：《环境与生活》 把村留住：守护城镇化大潮中的古村落 一些读者可能还不知道，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大国，城乡人口数量对比的分水岭发生在2011年末。这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标志着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发布的这项数据，说明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全新阶段。今年3月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城镇化更是成为高频热点词汇，两会上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就有500多件。那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新在哪里呢？ 宋朝开封曾是世界第一大城。和许多汉语词汇一样，在我国“城市”一词的古今语义是不同的，两个字有各自的语义。“城”最早是一种永久性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和敌军侵袭，军事防御是城的首要功能。而“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最早没有固定的位置，很多古籍所说的“市”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市井”一说流传至今。后来作为经营场地的市逐渐固定下来，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居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就产生了。相比之下，“镇”与“市”原来也有严格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关防者谓之镇”，可见镇的军事色彩较浓。一直到宋代以后，镇才摆脱原来的军事色彩，发展为一级商业中心。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朝代。宋代的城市有以下几个特点：规模大，人口多；经济功能增强，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放松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饮食、娱乐服务设施等。 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北宋都城开封人口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至今人们还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一睹开封城的繁荣。 偏安东南的南宋，其城市化程度的确比较高，临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学者认为，南宋的城市化率在20%左右。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不到两成。学术界一般认为，城镇化特指近代由于工业发展，人口发生的快速聚集现象。所以尽管人类在古代史上出现过罗马、巴黎、长安和洛阳等大城市，但彼时商贾云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是和城镇化概念无关的。只有历史的脚步踏入近代，工业化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后，城镇化才应时而生。放在历史语境中看，城镇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历史性变化——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所代替。上一次人类定居模式的大变革，是几千年前从游猎采集式的生活转变为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以血统、亲密关系、社区规范为特征，这种田园生活主宰了先人们数千年之久。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以血统遥远、疏远关系和相互竞争为特征的城镇生活，登上了历史舞台。 据中外学者们的研究，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明清，城市人口的比例大致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种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一直维持到建国初期，1949年全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6%。 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城镇化率每年不足0.3%，1978年才是17.9%。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如今已升至51.27%。城镇化威胁到古村落。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城镇化进程也是如此。 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冈比亚人沃利·恩道曾经感叹：城镇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 必须看到，我国迅猛的城镇化对一些人类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造成了严重威胁。例如，在新城镇开发、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一些地方对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古街道等未能妥善保护。一些古村名、古镇名、古街名消失，相关历史文化信息附着的遗迹荡然无存。因为传统村落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保护我国传统村落免于衰落和消失已经刻不容缓。 这些村落一旦在我们手中消失了，子孙后代只能从那些历史文献中去揣摩想象它们的样子，毫无鲜活生动可言，可谓大憾。而且，这些古村落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毁掉它们等于丢掉了生财的聚宝盆。 为保护这些古村落，近年来两会代表们提出了很多议案。有代表建议各级政府应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纳入城镇化总体规划，对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保护；也有代表建议对村落进行甄别、分类、评级，由此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也有代表认为应该与城镇化同步启动村志编撰规划，包括有计划地、成规模地采访高龄老人并记录他们的口述。这些切实可行的议案有的已经落实，有的已经引起重视。当然也有的领导对此不以为然，这一点是很可怕的。 绿色和特色城镇化是正路。许多地方官认定，“没有工业化，难言城市化”。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搞了工业化，污染了环境，拆毁了特色，这样的城镇化也注定会失败。经常旅游的人都有体会，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县城，看上去都一个样，一水儿的白瓷砖、卷帘门，千城一面。好消息是这个问题终于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据安徽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