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基础.docVIP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基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此所谓“公”是指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人民的共同理想及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此所谓“民”是指当前社会中真正的大多数——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胡锦涛同志指出，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的标志。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主要的现实途径。因此，认真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赋予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将这种资源授权给政府，由其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即公共权力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这表明政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代表者，人民是任何一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在现实中，作为公共权力代表主体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决策者、实施者和落实者，这种特性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具有了利用公共权力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很好的监督和抑制，将带来不良的社会暗示效应，即有权就会有利，最终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从而动摇社会公共权力的民众基础。 　　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基础。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公共政策的本质是通过分配来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最终提高广大民众的福利，它应坚持公平、合理、公开三个具体的原则。首先，公共政策“公平”，才能促进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关于利益分配合理与否主观共识的形成，从而规范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模式，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最终增加社会利益主体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其次，“合理”的公共政策要求制定者占有充分的信息、数据和资料，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降低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及公共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成本，实现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最后，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公共领域上的“公开”表达。公共政策只有具备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和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其是否做到了公平、合理、符合公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公共权力部门的权威，才能在接受民众监督的基础上，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和谐的社会力量。 　　公共财政是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财政基础。公共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市场失灵的产物，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运行模式，是国家提供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必需的收支活动和政府分配行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本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将公众的偏好和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汇总，从而保证政府能够及时提供适合公众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供需平衡，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要求以广大民众的需要为导向。因此，要使我国各级政府职能主要着眼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相关的改革还须进一步深入，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还须进一步完善。 　　公共管理文化是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文化基础。所谓文化也即人化的过程。人类社会在建构公共组织，并致力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利益的一系列活动中所创造、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判断，就形成了公共管理文化。不同公共管理方式，如统治型公共管理、官僚型(或管理型)公共管理和服务型公共管理，决定了公共管理文化的不同。受“新公共管理文化”的冲击，统治型公共管理文化及官僚型公共管理文化正日益被服务型公共管理文化所取代。服务型公共管理文化以客体和服务为中心，向公众提供良好的、令人满意的服务为目的。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新公共管理文化的价值核心和价值目标是公共性和人性。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的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以及建设公平、公正、公开机制的理念，建立开放式的电子政府，强调政府责任，强调民众参与，提倡分权行政，实行人性化管理等主张，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文化的具体表现。 　　舆论是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舆论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权力来源，同时也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主体进行限制，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加以监督，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结果给予评价。由此可见舆论是无形的，但力量是强大的。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媒体发布信息、宣传政策，树立廉政、公开、高效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舆论了解民意，了解社会矛盾，发挥汇总分散的公众需求信息的平台作用，为制定适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渠道。为此，政府应主动处于“被监督者”位置，并适当充当媒介资源的“配给者”角色，培植市民社会，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尊重公众权利，才能赢得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舆论基础，最终获得舆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