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docxVIP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世界公认的。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颗卵石几沉几浮，那就是影响了中国人近三千年的儒家思想。这三千年的思想传统不在于古老——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明，而在于它有新的内容。正是这样，它被时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以致没有被挤出历史舞台。难道我们不应该保留它、雕琢它，让它——儒家思想在当今大放异彩吗?　　儒家思想在现代人看来是古老的、生疏的，但并没有被人们完全遗忘，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脑子里都还或多或少地印有着它；它是有弊病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抛弃它，殊不知无源之水不能流长、无本之木不能繁茂，一个全新的来历不明的思想是不易被人们承认并很快接受的，是取代不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的。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可以不需要任何一种道德机制呢?答案是不，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制约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知道应如何行事而不致与他人、与社会相冲突。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与道德滑坡相矛盾的今天，更需要一种精神机制润滑于其中。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将现成的儒家思想批判地继承下来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和经济的大变革，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大变革，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从此儒家思想便和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但也因经历了历朝历代而被修改或加以新的诠释，主要目的是使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不免使得儒家思想中夹杂了迂腐的东西。所以现今我们要发展儒家思想就必须用其根源——孔子的思想———一张未经涂画过的白纸，所以当今的中国要发展的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思想为主的，当然也不抛弃博大精深的儒学中的其他的精华。　　孔子的学说可以叫作“仁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学问。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等概念，“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仁”是“礼”的根本内涵，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根据，是作人的根本道理，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社会发展的状况。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发展了，私田扩大了，因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使失去生产兴趣的劳动者对生产发生一定的兴趣，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悦，远者来”，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同时又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诸侯竞起，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战争不断，这一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样的“春秋乱世”，孔子本着内心的仁爱和对社会的忧患，为了挽救衰微的周礼，所以提出了“仁”，并希望人们能按照“礼”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曾希望以政治手段使“天下无道”归于“天下有道”，但这一手段的实现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阻力极大，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又能被儒家的礼教约束了几千年呢?这当然和封建统治者对其扶植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仁”把外在的“礼”变为内在人性的心理原则，使外在的强制性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理性活动，从而使 “礼”具有更牢固的基础。例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中，孔子既主张了对个体人格的完善和追求，又强调了学习及自我约束对于造就“仁”的重要性。试想在今天学校中实行的德育教育不也是在试图使每一个学生的道德修养提高吗?而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作法相比一个近乎于强迫式地命令，一个是正确地疏导，应取何而为之 呢?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别看只是简单的“爱人”两字，可是包涵的意义重大。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爱人”就是要求奴隶主也要爱护劳动者，这在当时改善阶层间的矛 盾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当人们看到“爱人”两字后，会想到的是关心爱护他人。而这种人与人的互助在现实社会中是很缺乏的，我们就应该通过“仁”来使帮助他人成为人们内在的自觉的理性活动。只有帮助他人成为了人们自觉、主动的行动，世界才真有可能充满爱。　　谈到儒家思想不能不涉及到中庸之道。中庸即恒取事物之平衡点。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还说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一个人不能只惠或只费、只劳或只怨、只欲或只贪、只泰或只骄、只威或只猛。在儒家成立的时代，与他同时并立的，有极右派的法家，断言性恶，取极端干涉论；又有极左派的道家，崇尚自然，取极端放任论。但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亡；道家的风习，试于晋而晋亡。在汉初，文帝试用道家，及其子景帝，即改用法家；及景帝之子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延用至清季。可见极右派和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性刁二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中庸之道可以很好地使矛盾的对立双方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并逐渐转化，而在对立双方必须经过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