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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村干贪腐问题的制度化研究 　　摘 要 本文指出，当前农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近几年“小官巨腐”现象频现，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权威，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村干贪腐存在着结构化的趋势，亟需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村干腐败治理的制度化，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 村干腐败 结构化 制度化 作者简介： 崔晓倩，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210-03 一、村干贪腐现状 2014年7月的中央巡视组反馈报告中写到“北京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天津被指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海南亦被指基层反腐败斗争形势较严峻。”另外，经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各地公开村干贪腐案件171起，其中，贪腐金额超千万的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结合本人了解到的相关资料，我国村干贪腐行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从贪腐主体看，“一把手”贪腐行为相对突出 从贪腐主体看，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这掌握实权的“三大员”往往是村干腐败的“主力军”。2005年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分赴全国八个省份进行督察调研时已发现这一现象，近几年这一现状愈发凸显。另外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村干部腐败案件中，以支书主任“一肩挑”的情况最多，占村干腐败案件总数的90%以上。村干部中的“一把手”不仅贪腐比例高，而且犯罪性质相对其他村干也更恶劣，侵害国家、集体、群众利益的犯罪情节也更为严重 （二）从腐败方式上看，村干贪腐多为集体作案 过去村干腐败多是单独作案，近几年，根据全国检察机关审理的村干腐败案件来看，村两委人员集体腐败案件已呈高发态势。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村支书、村主任伙同财会人员作案，不同村的村干部相互勾结作案，村干部拉拢乡镇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作案。毫无疑问，村干贪腐的多发态势是极不正常的，其不仅使村干群体失去自我净化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农村的政治生态 （三）从腐败区域上看，村干部腐败行为的地域特征明显 经研究发现，村干贪腐行为多发生于沿海较发达的村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政府下拨扶贫资金较多的贫困村。如温州市各级检察机关从2005-2009年共立案查处村干贪腐案101件，其中72件的犯罪嫌疑人的任职所在地是经济发达乡镇的发达村落，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浙江省百强乡镇任职。 涉及土地问题的贪腐案件则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村落。在极度偏远闭塞的村落村干的贪腐行为主要集中在国家下拨款项上。此外，交通便利的国道、省道边的村也是村干部腐败高发的村 二、结构化：村干贪腐的特征和趋势 在我国农村地区，腐败日益被视为惯常而有效的必要性行为方式和现象，成为农村社会日常活动及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观念下势必会出现村干贪腐频发的状况，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村干群体的“塌方式腐败”。村干贪腐结构化的表现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道德观念方面看，表现在价值诉求的结构化。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由于人……以工具理性为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品质，而以物质世界为自己生存的对象世界，所以，人就把向物的索取和对物的获得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最高能力和最后目标……。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实在性的衡量尺度，而对自然物进行掠取的能力则被当成对人的尊严的最有效的说明” 。加之，在中国农村社会，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村干部素质良莠不齐，思想认识不足，法制意识淡薄，极易在价值观极度物化的农村社会中，抹杀农村社会的正义、良知，损害村民的公共利益，漠视终极关怀等道德诉求。物质利益几乎成为中国农村干部乃至百姓价值追求中的唯一诉求。村干部物欲的贪婪和攫取的疯狂以及对道德扬弃的程度，在一系列群体擅变和社会事件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凸现。如温州永嘉县10名村干瓜分了价值高达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 等戕害百姓的村干贪腐大案层出不穷 其次，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按照我国现行的管理机制，村干部是有游离于国家行政干部体制的、不在编、不脱产的“边缘化”干部，村民自治委员会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体制内的缺陷导致村干部手中掌握村集体大量权力，却不受纪委的纪律管辖。检察院的监督职能甚至法院的法律在对于村干部和村级机构的监管中都留下了许多空白和漏洞。在这样一种权力几乎失控的背景下，村干部群体作为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团体，势必对公共权力进行集体私有化。如有论者所言，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变革行动会因违背了“承认现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原则”，不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