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142封长短不一的信.docVIP

这142封长短不一的信，都是画家周思聪从1980年到1990年代初期写给挚友马文蔚的。周思聪(1939－1996)死于57岁，短短一生特别是成年以后艰难的生存，使她在40岁出头就说出了“我无论如何不想长寿，能活60岁就谢天谢地了”这样感伤的话，谁料竟一语成谶。她永远没有假期，直到死才得休假。　　周思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是在中年(却不幸成为她的晚年)结交了马文蔚(时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这个从未向她索过画的朋友，也许因为是同龄人，更多的是心有灵犀的同气相求，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同住京门，但见面不易，她们便在信笺上互相倾诉和倾听。　　马文蔚珍存的周思聪来信，在1980年代前期最为集中，1983年有31封，1982年竟有40封，那时周思聪虽也疲劳苦恼，有一次快一个月了，无法动笔，还要面对墙上一大堆索画的条子，而“无数件琐事像许多砖块，团团围住。有老人、孩子和病号拖住，不忍逃走”，但她自己还没被病魔缠住。后来类风湿闹得手指僵直，浑身疼痛，雪上加霜，她就不止于精神的挣扎了。　　然而，周思聪正像我们在她的画作中体会到的，她执著地热爱生活。患病后有一年2月，她在信上写：“春天又悄悄向我们走近了。这回能留驻几天么？或许。”接着她写：“有人说，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这样生活。”　　她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反正不是她每天寝馈其间的生活。对后者，她在信里留下这样率真的描述：“生活是多么奇特又捉弄人，人们真是可笑，活在世间忙忙碌碌，凭着小聪明，得名又丧格，自我感觉那么好，还有人愿为其牺牲，而又有人怀着大智大勇进了棺材，于是另一些人假惺惺哀悼之后，又兴致勃勃去干害人的勾当去了。怀着鬼胎，又彼此文明地招呼着。只有孩子做不出，可他们将会长大。”“我自己也弄不懂，有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美好，有时又觉得那么糟，好像四季的轮回，我的心境反复无常。有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有时又是那么在乎。”　　这些袒陈可以说是“原生态”的，不同于一切学习会上的发言和一切表态的套话(这些她不会说)。这反映出她灵魂中真实的矛盾。　　她灵魂中的矛盾缘于实生活中的矛盾。她在1980年代初到凉山去，看到了跟画报上一味“载歌载舞”全然不同的彝族同胞的生活。离开后，她说，她的魂依然在凉山飘荡，就在那低低的云层和黑色的山峦之间。白天想着他们，梦里也想着。“我必须试着画了。当我静下来回味的时候，似乎才开始有些理解他们了。理解那死去的阿芝，理解那孩子的痛苦的眼睛，理解那天地之间阴郁的色彩。”想象不到的是她的思路一转：“他们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愚昧、迷信，有时样子还使人害怕，他们过着和畜牲一般无二的日子。但他们是诗人。他们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们的目光，他们踏在山路上的足迹，都是诗，质朴无华的诗。”请彝族的朋友不要挑剔画家急不择言的冒犯，这个画家这时是陷入了诗的思维，她的悲悯情怀却也让她接近了诗的真谛：“诗不会在那漂亮的卫生间里，也不在那照相机前的扭捏作态里，那里是一片空虚啊。”“欢乐很容易被遗忘，而痛苦就必然划下一个痕迹，永远留下了。在我还是‘单纯得透明’的年纪时，有人曾批判我‘有阴暗的心理’，当时我吓坏了。难道我是怪物？可是这‘阴暗的心理’总使我看到那些不该看的阴暗面，……越是看到我的国家的苦难，我越是爱她，离不开她。”　　大概正是因此，她蔑视伪善，嘲笑那被称为“扛鼎之作”的“马屁画”。也正是因此，她对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看法，就跟一些人不同。她在一个美协会上听到不少担任地方领导的理事指责《父亲》，说“丑化了社会主义农民”，“手上黑黢黢，这种愁苦的形象，还拿到巴黎展出，给中国农民抹黑”。而周思聪说，“我看了《父亲》以后，发现感动我的，正是那些‘抹黑’的描写。饱经辛酸的皱纹，含愁的善良的眼睛，污秽的手，那代表贫困的粗瓷碗……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祖国，灾难重重，至今她仍然贫穷落后，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的父亲。我不会因为他手黑而感到羞耻，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刚刚还在泥土中滚爬，为子孙操劳。这样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到巴黎？……那些口口声声不忘本的人，因为要那可怜的面子，可以舍弃艺术的真实。这就是‘为政治服务’吧，可怜的政治。”“无论如何，我关心的总是现实，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代人的想法。”　　她没有说到，在当时一堆不仅是为了“面子”的理由下，画家罗中立还不得不为“父亲”在耳根别上一段笔头。正像更早两年对首都机场一幅西双版纳壁画争议不休，最后以给傣家的浴女挂上帷裙而告终。过来人都记得，这样横加干涉的闹剧不一而足。周思聪也记下两笔。其一是举办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展览。开幕后，民族宫党委发现有不少裸体，立即召开紧急会，但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又不敢撕毁合同，十分尴尬。当时美术公司做的维纳斯石膏像，也被公安局查询，说是要采取措施。不仅此也，徐悲鸿纪念馆开幕，主管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