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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归来》的后现代解读 　　[摘要]张艺谋2014年的新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然而对原著的大幅度精简使它备受争议。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张艺谋的改编策略，是基于现代语境的重写，是淡化宏大叙事、凸显小人物命运的后现代主义手法。本文将用读者接受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分析电影在现代社会的改编策略。电影的成功会反过来刺激原著的畅销，带动更多年轻读者去认识那段历史，这也是《归来》在当代社会语境的重生 [关键词]《归来》；后现代；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 张艺谋导演2014年的新作《归来》自上映以来，一直受到大众的议论，其中不乏专业的电影学者和文艺评论家，不管电影本身如何，能吸引如此多的关注，已经是一种成功。原著的作者严歌苓的文学地位和张艺谋作为国内第五代导演代表的号召力，必然会创造票房高收入。评论的焦点就是它对原著《陆犯焉识》的改编。有的学者认为，“电影抽空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把一部特定时代下的悲剧改编成了小家庭的纯爱情故事”[1]。毕竟电影是从小说的结尾处开始改编的，小说里涉及的大量历史背景都被淡化甚至省略了，不仅如此，小说主要人物的名字、工作都做了改动。难怪很多评论家责难电影对原著的不尊重。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导演“处心积虑”的改编策略，是基于现代社会语境的重写 一、《归来》的题目内涵 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就用“改编自最具影响海外华人女作家之一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大肆宣传。这自然对广大小说迷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传播最广的媒介，首先考虑的是票房。用知名作家的小说作为宣传的噱头，不失为一种上策。仔细比对，电影可谓让原著 “改头换面”：首先，题目内涵变得模糊，是陆焉识归来，爱情归来，还是家人团聚亲情归来？抑或是“张艺谋电影风格的回归”[2]？姚斯的读者接受理论似乎给出了答案，观众的认知水平和自身经历决定了他参与电影解读的深度。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有它自己独有的、历史的和社会学方面可确定的读者，每一位作家也都依赖于他的读者的社会背景、见解和思想来解开作品的内涵。“文学的成就就以一本表达读者群所期待的东西的书、一本呈献给具有自己想象的读者群的书为前提。”[3]81读者成就了文本的阐释与再创造，是文艺作品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在这里原作者严歌苓和导演张艺谋都“死了”，清醒的是广大读者。70后的观众看到的是特定时代对人性的摧残；80后观众看到的是“文革”阴影笼罩下的凄美爱情；90后则看到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电影的内涵在一遍遍放映中不断被重构，所谓的终极意义也不复存在。正如巴尔特所宣称的“只有把作者排除在外，文本的意义才不会被固定化”[3]164。批评的人物是解开而不是解释作品。意义就成为阅读与批评的产物，文本的同一性不在其起源而在其终点。正所谓“作者死而读者生”[3]164 除了题目极具后现代意义之外，电影在细节上的变动似乎也在提醒观众，这是2014年不是1976年。对小说历史背景的淡化是显而易见的，细节上的微小处理却不容忽视。比如，女主人公的名字从“婉喻”变成了“婉瑜”。小女儿名字由“丹珏”变成了“丹丹”，而且在小说里她本是从事生物研究的，在电影里却是一名芭蕾舞演员。自从张艺谋成功后，他每一部影片中的“谋女郎”都备受关注，后来细心的观众发现，“丹丹”简直就是为新“谋女郎”张慧雯量身定做的，不知是否因为她出身北京舞蹈学院，才特意改编了适合她的情节。电影甚至巧妙地在两处展露了她的舞蹈功底。国内虽然没有像西方影视界那样有明显的明星制度，为演员量身定做角色却是无处不在的。 “一个公司将会根据合同为一个电影明星制作多部电影，这个工作室也同时为明星做宣传，为她制定公众形象，当然，明星也给这个工作室挣大把的钱。”[4] 导演小心翼翼地做出的这些改动似乎也在和原著刻意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原著是电影的母体，尊重原著才能让电影多一份内涵；另一方面，电影面对的受众是广泛的，很多人甚至在之前没有听说过《陆犯焉识》和严歌苓。现在的电影市场早就是80后、90后的天下，他们没有像父辈们一样经历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山下乡”“文革”“右派”对他们而言就是遥远的历史。所以，电影在细枝末节上的改编，也或多或少地暗示了和原著的背离。当然这并不是不尊重历史，电影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也在好几个细节中凸显了当时的语境。小说的时代背景变成了电影的注脚，也是导演的一种改编策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所谓新类型，就是我们不要再忆苦思甜，不要再控诉，不要再苦大仇深，而是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5] 二、淡化宏大叙事，凸显小人物命运 在新历史主义家眼里，历史和文学不是前景与背景的关系。他们将文学重新置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穿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将文学视为人类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