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版——我的工作汇报 .docVIP

　　关于改版——我的工作汇报 [关于改版——我的工作汇报]年关将近，领导开始变着法儿折腾我们，关于改版——我的工作汇报。要求改版，是法子中的一个。晒晒我的一个工作汇报（不好意思的是，真实的报刊名字我只好隐去）。那天下午，这份汇报是所有汇报中能赢得笑声的唯一一份，被称为是讲了真话的。与此同时，也让领导“青眼有加”。一、思考1996年4月我正式进入报社，那是报纸还叫《甲报》。我已经错过了报纸发行的巅峰期60多万份，跌到了40多万，我们于是屡屡被领导责骂，从编辑质量到发行方式。40多万份的发行量，还要挨骂，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居安思危，居危更要思危，领导于是想到了改版。1998年1月，《甲报》正式更名为《乙报》，迫于发行量开始走低的压力，迫于学生知识类报纸不能进行商业活动的压力，迫于学科类报纸面临关停的压力。报纸也随之改版，由纯知识类的报纸变身为一张新闻综合类的报纸，扩展了新闻版面，保持了学生喜欢的副刊，压缩了学科版面。欢欣鼓舞，是当时我们编辑部人员的心情。一张纯粹知识类的报纸，终究让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是《乙报》了，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新闻从业人员了。记得当时有一名编辑，明明是教材教法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却说什么也不肯编辑学科类版面，她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从业人员。10多年来，《乙报》的新闻从内容到版式都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受到了读者和报道对象的好评。可是，各种因素导致的发行量走低，让有关领导质疑起报纸的定位来，改版又摆上了议事日程。二、研究我的一个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朋友，雄心勃勃入驻《C报》要打造出一张立足上海、渗透长三角、展望全国的都市类报纸，一路坎坷，一路改版，如今这张报纸已经杳无踪影。我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一年《东方早报》，它从打对折订阅到订一份报纸送一份杂志到288元订阅一年，到了今年年末订阅2011年的报纸，36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如此强硬，与它良好的口碑有关。可是，除了报纸的开数有所变化外，其注重经济和文化的趣味一如它创刊之初，它的《书评周刊》，那个叫石剑锋的记者写的文化类消息和通讯，都是我喜欢的。我想，《东方早报》的成功是坚持的胜利，工作汇报《关于改版——我的工作汇报》(..)。《南方周末》，虽说不如以前犀利了，但仍是国内最好的周刊。我读该报10余年，体会是他们坚持固有的版块坚持固有的风格，变化的只是记者、编辑越来越有格调，这算不算另一种意义的改版？我喜欢这张报纸，即便我离开两三年回来，在老地方都能找到合我口味的东西，比如，前几年范福潮“书海泛舟记”、去年刘瑜“民主的权利”、今年于坚以诗人的眼睛看世界……三、行动还是说我们以前那位编辑的故事。这位教材教法的研究生，出于无奈她还是出任了学科版面的编辑。几个月后，她出自肺腑地感叹了一句：比编辑新闻版面轻松多了。为什么？我们报纸从创刊起就着手编织了一张学科老师的关系网，以致到什么时候我们手里都有一支最好的学科作者队伍。2010年新学年伊始，我们改版，就是想发挥我们的优势。改版的宗旨是：（呵呵，秘密）。具体做法：（有1、2、3条，呵呵，也要保密）。最大的动作是……（更要保密）。此举得到了读者的好评。这是一次发挥我们优势的改版。四、困惑1、发行量是唯一评价报纸编辑水平的标准吗？《文汇报》的“笔会”以其独一无二的文人气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如今广受好评的作家李娟，其作品也是从这里开始起飞。可是《文汇报》的发行量一直在低谷里徘徊，难道就能够决断这不是一张好报纸吗？2、改版到底能支持发行走多远？一味的人云亦云，会不会让我们的报纸面目全非从而失去已有的读者？3、一会儿再讲。关于《D杂志》我审看《D杂志》的时间不长，发现其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上述困惑的第3条。新进人员无法马上上手版面，这可以理解。有的新人经过我们的岗位要求会或快或慢地上轨道，但有的人来到报社近10年，正当年的年纪，应该是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却写不好千字左右的卷首语，与人沟通的能力差到不能独立组织一次编读往来活动。还有的资深编辑，知识老化，还特别固执。面对这两种人，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牺牲版面质量。《X杂志》是我们与其他集团合作的项目，与我们自己的《D杂志》处于同质化竞争的态势。打个不恰当的比喻，《D杂志》是自家的孩子，而《X杂志》是非婚生子女，多年来后者却得到了特殊照顾，《D杂志》忍辱负重，这些年无数次的改头换面，结果如何？放弃我们的优势去剑走偏锋，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老路上来。我们不求与《X杂志》享受同等待遇，但求总社也怜惜一下《D杂志》，它毕竟是血统纯正的自家的孩子。最后，学学某大哥掉一下书袋子。狄更斯的《双城记》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警示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谁都不愿意一头撞进坏的时代。可是两扇门在那里，谁知道哪扇门后面是好时代哪扇门后面是坏时代？所以，我认为,要改版，须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