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对调和的论述.docVIP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小泉纯二郎 [摘 要]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姑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关键词]新儒学；和谐；内圣外王；心性修养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本着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求，力图在新文化传播的形势下恢复儒学传统地位，顾恋着宋明理学的辉煌智慧，又吸纳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前赴后继地追求中国哲学和社会的振兴是一种担承着社会义务的文化大潮，这股文化大潮以谋求现代化为迫切任务。在西方经济遥遥领先于东方的时代，新儒学不断探索东西方哲学的本义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而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中西哲学交融、或折中调和、或辩证综合。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汲纳西方成果者仍为主流。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表达，继承着中国文化，也融人了西方的思想。中西文化在探寻和谐”时表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现代新儒学在大陆香港台湾都有大家和传人。一部分海外华人，曾经接受中国文化若干影响，漂流或定居海外，会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感到不适和孤独。心理上会回归寻根，渴望中国文化的精采能胜过西方。以增加华人的地位和荣誉，所以他们积极响应中国文化和儒学的重振。 实际上在五四之前，在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就试图从政治体制的改良。实现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他们变革改体、倡兴民权、实施宪政。康梁的和谐理想反映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虽然未能实现。却为国人描绘了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激发知识分子舍生忘死地为和谐理想奋斗。 此中，继康梁之后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等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大家。他们与古老的儒家和谐观与宋明理学的和谐观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 一、新儒家继承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心性修养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优越之处：中国文化追求调和持中，融洽我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得到内心的满足。中国民族精神即清明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 梁漱溟是“以主观感情的满足作为认识的标准。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要能满足我的主观感情就是好的。”[1]即只要求得心灵的安定就是好的。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以此为基础，来达到内心和谐的。西方文化提倡通过努力奋斗取得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意欲向前”的精神；印度文化肯定现世的痛苦不可改变并默默承受，为追求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意欲反身向后”的精神；而中国文化不论现状如何总是从心理上认为满足。这是一种意欲自为调合持中”的精神。中国人“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词合罢了。”[2]所以，在近代社会。虽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如西方人，但中国人在物质上享受的幸福却比西方人多。“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享受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而在能享受这件事上；也就是说，不在你想要享受什么东西，而在你对你所享受的东西如何认为。”[3]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人虽然受到封建伦理教条的约束，但父辈对子女的支持和交流比西方人更多。西方社会，孩子在成年后，大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采取理智的态度，处处打量计算。与西方相比，大多数中国家庭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更紧密。家庭生活充满温情和情趣，不至于落到计算与冷漠的地步。总之，在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上，中国人幸福和美达到了内心和谐的境界。在家庭中，做父母的总是忘却自己，为子女付出。而子女经常从父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规划人生，扩展到社会中。人人都以对方为重，不是总想着自己应得的利益，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以及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在这样一片和气的氛围中，什么矛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社会就成为充满温情的和谐大家庭。 冯友兰先生努力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来弥补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足，但他同时是中国哲学精神执着的维护者。他主张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让人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和谐。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哲学虽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但却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人获得内心的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与和谐。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中庸之道来协调人的生活。一个人要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和谐。那么他既要有人世的精神。又要懂得出世的洒脱。如何调和入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动与静等等对立面呢?中庸之道便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又可将这些矛盾面都统一起来的最高境界。 唐君毅与新儒家第一代的杰出代表粱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一样，也十分重视心灵的作用。在他的《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曾这样说到：若乎最上一机，乃复悟得上所言之义理之世界。无论如何广大高明，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