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与其对策探讨.docVIP

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摘 要】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带来许多城市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是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只有实现了市民化，城市化才算真正的实现。基于户籍制度改革，不区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以及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给予城中村失地农民住房安排与补贴，故分析了失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并从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自身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制约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中村；农民市民化；城市融入；自我提升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5.88%。这段时期是我国从“起始阶段”向“加速阶段”过度的转轨时期[1]，相对于快速的空间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却远远滞后。同时也有相关数据表明，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中村的数量相应在减少，同时也有41万相应的耕地在减少，这就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202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群体总数将超过1亿[2]。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只能是“半城市化”和“伪城市化”。由于城中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以及它的独特性――城市性和乡土性的结合，致使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城中村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张，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农民依靠土地所获得的经济来源和土地保障都因此而中断，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面临挑战。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3]，至于当前我国城中村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市民化，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究的 一、城中村与农民市民化 1.基本含义的界定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没有学者对“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进行定义，只是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发现国内学者对“农民市民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农民市民化”既是外在资格的市民化，包括身份和职业的非农化，也是内在素质市民化，包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本质上的变化；二是主体上进行划分，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综合。总之。农民市民化的对象是拥有农村户籍没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农民，同时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过程、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4] 在梳理“城中村”定义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城中村”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城中村”是指纳入城市规划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农村，狭义“城中村”是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农村，即在许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些已经位于规划区内、周围被城市已建设用地包围，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农民居民点[5]。本文中城中村失地农民是狭义中的失地农民 2.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容 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既然是一种过程，那么其内容必然是多样和复杂的，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在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主要从物质、外显的客观转变和思想、内隐的主观转变进行解释 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城市和农村户籍的划分，法律身份的界定已无法区分。客观方面的转变包括：第一，居住环境的转变，由“脏、乱、差”的村落转变为宜人居住的居民区，从社会治安与管理不到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健全的空白地带转变到管理和服务体系都比较健全的社区，这是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要求。第二，脱离“家庭式”生产方式，主要是指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也可以说是收入来源多样化，增加家庭的总收入。第三，就业能力的转变，非农业就业素质技能的培养与提高。主观方面的转变包括：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变，由村落的乡土性观念转变为城市的社会性观念。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转为城市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三是社会权利的转变，城中村失地农民在社会保障、就业和公共物品等社会权利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6]。笔者认为只有实现了主观和客观方面的转变，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民市民化 二、城中村失地农民面临市民化的必要性 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市民化过程，是加快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是外在压力所致，因此，从城乡差异来分析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 1.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空间位置及其特殊性。城中村的空间位置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城市中心、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政府对这些地方进行土地征收，土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城中村农民变成失地失业的不稳定群体，若农民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及时补偿的话，会引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对城中村农民实现就地市民化安置或异地市民化安置是必要的 2.城乡二元社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