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实际与大国粹术.docVIP

文学理论与大国学术居于热闹中心、被簇拥的孤独是世间最大的孤独，而文学理论的尴尬遭际策应并诠解了这种孤独，印刷机喋喋不休的轰鸣正好使文学理论再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喊。我们谈论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关于拯救的故事，虽然铺天盖地的论文、专著、授课、立项、讲座、奖励上演着貌似惊人的繁华，单就数量在世界上的确会排到不错的位次，但中国文学理论的真相却是欠收。大国学术的评估指标不在于是否汗牛充栋，而在于其锋利思想最终的穿透厚度。我们的学术时常遭遇西方白眼，这实在是因为它很难在同一创新水准上与他们形成互动，我们的学者不少都是洋人学术的助教、西方理论的小贩，居高不下的复制爱好与亦步亦趋的跟风习惯，使他们永远走在学术不端的边缘地带。说实话，中国的文学理论过得并不开心，它的处境容易让人想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2 年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一些情节。“没头脑”和“不高兴”是一对活宝，一个做事丢东忘西没有灵魂，一个眉头紧锁整天一副愤慨模样，见有人担心自己的未来，两人信誓旦旦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可一切不过是想想而已，到头来——他们长大后还是“没头脑”和“不高兴”。“没头脑”和“不高兴”很像是关乎中国文学理论当下现实的一则隐喻，我们特别希望中国的文学理论不学那两个任性的孩子，而是痛下决心改掉自己的坏脾气，真正与文学不离不弃。文学理论要重返文学。说来未免令人啼笑皆非，如今的“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大都被公然删除了。“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举凡近期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大多不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创作和作品的问题，而是从文学理论自身生发、衍化而来，乃是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的结果”，“如今做文学理论的人很多已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他们关注的对象无非是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拉康、德里达等，对于这些名家论著的研读，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1）文学理论津津乐道的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阐释学、生态学等等，而对文学自身有时干脆噤若寒蝉，这岂非咄咄怪事？中国文学理论家们多是文学的门外汉，他们阅读理论远多于阅读文学，阅读文学又远多于创作文学。文学理论家们热烈的欲望化叙事与其简陋的文学见闻完全不匹配，这种文学理论似有意造成一种合围之势，逼迫文学回到原始的不自觉的混沌状态，倘果真如此则千百年来对文学艰难钻研、厘定的可贵成果便会瞬间化为乌有。这样的文学理论事实上已成了文学的叛逃者、仇视者和摧毁者，当然也就再没有资格厚着脸皮担任什么“文学立法者”了。对中国现实来说，文学理论与文学无关是不道德的，其中包裹着轻蔑与侮辱，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中国依然是文学大国，全体中国文化人至少都不乏两个经历：一是童年成长经历，一是热爱文学经历。后一种经历可深可浅可长可短，但大家都曾有过。直到现在，中国文学写作者也是数以百万计的，每年创作的作品是数以千万计的。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盛行的文学理论大都是舶来品，有人甚至笃信所有的学术资源都产自西方。西方近二三个世纪的文学语境相当复杂，工业及后工业出发很早已经走得太远，韦勒克、利奥塔、阿尔都赛、詹姆逊、伊格尔顿、卡勒等人的相关理论把眼光转向“文学性”而非“文学”可以理解，但他们看到的好多景观也许在未来中国才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就急切地照单全收极不合适。说文学将与农业文明相始终可能有些绝对，可我们分明看到了农业对文学巨大的哺育能力和滋养实况，大半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农业写就的，直到今天中国的工业化仍没能完全转过身来仍没能完全实现，相应的，文学还在顽强地生长，它是否被边缘化了，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监测——是用官方纸媒介的各种统计数字，还是看大家千方百计走向文学的执拗？在这个仍然依恋文学的国度，理论企图高居强势的支配地位，使文学变作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目前看是很难得逞的。文学理论要接纳政治。文学理论该有自己的政治，导致当下文学理论乱相的不是政治多了，而是政治少了。“在文学理论的知识场域，‘政治’是一个被极大毒化了的概念，一个让许多标榜‘自主’的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概念。”（2）我们吃过政治的苦头，害了政治眩晕症恐惧症谈虎色变，一提政治就会想到呆板、专断、暴力、血腥、邪恶就会过敏就会哆嗦，其实这是对政治的窄化与妖魔化理解。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概而言之就是对国家的治理，具而言之就是谋划共同体幸福和利益的统一行动。政治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居统率地位，要处理的是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治”既是管理过程，也是管理结果——有秩序。《说苑·敬慎》云：“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政治是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