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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文学史料的想法 　　很荣幸参加这次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我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对于史料的想法，也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一、我做的基础工作 在座的学者都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发起者和践行者，我从各位的著述中受益良多，我简单介绍自己围绕《废都》的史料搜集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关于《废都》的批判整理研究，主要基于二十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废都》批判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记得当时我在做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编辑访谈，在采访责任编辑萧立军时，我就很好奇地问起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愤怒。因为他在当年的批评中也相当激动，他就讲，因为他是贾平凹啊，他是当时文坛最大腕儿，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呢？我想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当时的激进批判携带着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以及时代转型问题。我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1993-1994年间批判《废都》出版的13本小册子，全部搜集到了。以及在知网下载涉及批判的文章，对当时的批判进行整理。主要是回溯那场论争，以脉络的形式探讨知识分子激进批判的身份焦虑，以及众声喧哗裹挟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型问题 接着是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围绕《废都》与西安进行文学考证。这期间，一是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西安地方志和陕西地方志，对《废都》的文化地理做了考证。二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贾平凹各个时期出版的书，对其创作有了更多理解。三是进行相关人士的访谈。在程光炜老师和西北大学周燕芬老师的帮助下，两次到西安，采访了贾平凹、费秉勋、孙见喜、韩鲁华、王新民、穆涛等人，他们也都很友好，讲述了那一时期所了解的《废都》故事，包括贾平凹本人，也很真挚，讲得很详细。我根据这些人的讲述，以及以往搜集的资料，写出《（废都的故事周边》，主要想以文史互证的方式考证《废都》到底写了什么，贾平凹为什么这样写。试图摆脱以往《废都》研究中更多地停留在作为“文学现象”或“文学事件”的讨论，所造成对于作家个人因素的遮蔽。当代文学不能一直停留在批评上，应该丰富文学史的写作，故事也应该进入文学史。个人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收获较多 我觉得通过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工作，可以借以反观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比如贾平凹的近作《极花》，前段时间引起较大争议，很多人又在批评他的女性观，以及批评他将新闻事件进入文学。其实，这些批评文章的文采很好，但立论是否存在问题呢？《极花》写的绑架案，涉及的女主人公，是孙见喜的一位打工老乡的女儿，他来求助孙老师，是贾平凹和孙见喜合力，费了很大劲儿，找到基层派出所所长，将女子解救出来。后记中还写到这件事发生了十年，十年间，贾平凹因无法摆脱个人情绪和立场未写一个字。这样的人物、事件，是作家亲自参与的，经长时间的积淀，后来以自己的方式写入文学，我们能够拿这个批评他狭隘的女性观或者对新闻事件的浮泛借用吗？作家真正想要观照的问题会不会也在批评声音中被遮蔽呢？我想史料的搜集和打捞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为规范的研究，它应该有着学科自觉性和公信力 二、搜集史料的意识 洪子诚老师和钱文亮老师的访谈中有句话，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洪老师讲大家都觉得当代离我们很近，不存在史料搜集和整理问题。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但前段时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离世也给我们内心很大触动，觉得离我们很近的人物也会忽然消逝。因此，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有积极搜集史料的意识 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做史料研究，包括之前做的编辑访谈，以及《王安忆研究资料》作品年表校勘，虽然费力，但是获得很多支持和帮助。我在做《废都》史料搜集期间，找到很多相关人士，费秉勋、孙见喜、韩鲁华、王新民等先生都很友好，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费秉勋教授，他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是贾平凹非常尊敬的老师，贾平凹前期创作受他影响很大，费教授也是最早写出《贾平凹论》的研究者。贾平凹写了一篇《先生费秉勋》，收录在他的散文集《朋友》中。我觉得挺有趣，去年我又去西安，见到费秉勋时，我就根据以往访谈的记录，写了篇《贾平凹与费秉勋》的小文章。老先生是老学者，很诚恳、认真，令人敬重。但当代文学圈里很多人并不太知道费秉勋是谁。我就想，鲁迅写出一篇《藤野先生》，国人都知道藤野先生是谁，贾平凹写出《先生费秉勋》，研究文学的人很多却不知晓。这也说明在当代文学界，史料研究并不那么受重视 另外，就是和《废都》责任编辑田珍颖的访谈，最近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田珍颖是当年《废都》事件最直接的经历者，从最初的抢稿风波、稿酬风波、宣传风波、出版风波、被禁风波等等，她都是最直接的见证者。研究《废都》，她应该是绕不过去的，我就很想听她讲一讲。当时我是从十月文艺出版社找到她的电话，2012年的冬天，给她打个电话，她一开始拒绝了。我就反复解释，说很想做这件事。后来，她接受了我的采访，2013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