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叶兆言《花煞》叙事狂欢化色彩.docVIP

浅论叶兆言《花煞》叙事的狂欢化色彩 　　摘 要：叶兆言小说《花煞》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契合与印证，《花煞》中的狂欢化场景及其泛化，运用加冕和脱冕的仪式塑造人物，众声喧哗和充满戏谑的语言，以及《花煞》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如史传文学和话本小说的讽刺性模拟，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狂欢化色彩 关键词：《花煞》 叙事 狂欢化 《花煞》是叶兆言诸多作品中一部比较特别的小说。叶兆言曾在访谈中说《花煞》的创作初衷是“反映汉语小说文体的变化”{1}。在这部作品中，狂欢化场景及其泛化，运用加冕和脱冕的仪式塑造人物，众声喧哗和充满戏谑的语言，以及叶兆言对文学体裁如史传文学和话本小说的讽刺性模拟，使得《花煞》的叙事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契合与印证，具有狂欢化的色彩 一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发生的场所主要是广场。广场不受空间限制，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代表着全民性。《花煞》中有很多大规模的场景描写，如打洋教运动、胡地的葬礼等等。这些场景在作者笔下无一例外都带有广场狂欢化的色彩。这些在社会秩序中被认为是庄重、严肃的场景，作者对其表层的叙述看似一本正经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其深层指涉却对表层叙述进行了颠覆。譬如胡地出殡时，妓院对胡地的祭祀： 为了和丧事哀悼的气氛相和谐，妓院的布置也做了及时的改变。热闹的大红颜色尽可能地减少，在妓院的门厅里，不伦不类地挂着一张胡地的遗像，在遗像下面是一张香烟缭绕的供桌，供桌上供着水果鲜花，红烛一枝接一枝燃着。所有嫖客进了妓院，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替胡地的亡灵上一炷香 胡地生前的淫靡无耻，以及他对妓院的保护，使得胡地死后得到妓院的供奉。然而妓院本就是嫖客欢愉之地，在妓院里供奉死者，庄严的气氛和妓院的淫乱氛围格格不入，本就是对死者的不敬和侮辱。将丧葬祭祀习俗搬到妓院进行，庄严的场景被降格为滑稽、粗俗的场景，达到了亦庄亦谐，既滑稽又讽刺的效果。这一场景，正是对狂欢式生活内在特点的延伸和表现。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2}。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是狂欢式生活的四个范畴。神圣与粗俗、庄严同滑稽之间的界限被取消，它们相互“接近起来，团结起来，定下婚约，结成一体”{3}。诸如此类打破界限的场景，书中还有很多。如安葬洋教士的场景： 于是只好出白纸黑字的告示，让全城的人都披麻戴孝，一起出来替死去的洋人送葬。声势浩大的出殡开始了……穿着黑衣服的从省城来的神职人员走在最前面……大片大片的穿着孝服的梅城老百姓，老实巴交地站在雨地里淋着，花钱雇来的专门负责号丧的，远远地看见队伍过来，迫不及待呼天抢地地哀嚎开了。除了号丧的之外，全县的几个“六苏班子”，不甘示弱的同时吹打起来……六个墓穴已经事先挖好，两位神职人员表情严肃，看着干活的人缓缓将棺材放下，同时指示一位年轻人，将特地从省城带来的十字架插在墓穴的前面 洋教士的葬礼“中西合璧”，洋相百出，一切都被狂欢化。外来的文化向传统、民间文化俯就，神圣的牧师和愚昧麻木的平民站在一起。号丧的和六苏班子较劲，丝毫没有把葬礼的主角放在心里。政府看似重视洋教士，却不按照西方宗教习俗来操办，显示了对死者的不屑。洋教士之死与全梅城人的反洋教运动脱不了干系，然而他们却给死者披麻戴孝。只有神职人员是严肃的，但是这种严肃在这不中不西的葬礼上本来就是一种滑稽，洋教士的葬礼变成一个狂欢化的场景 又如书中对民间哭灵仪式的描写，原本肃穆的追悼场景被处理成一种热闹滑稽的狂欢化场景： 灵堂中的所有悲哀气氛都显得有些滑稽，姨太太们一次次像大合唱那样突如其来地干嚎，女低音女中音甚至女高音全部混杂在了一起。太多和尚被请来念经，穿着黄袍的道士们在做法，十三孝子依次跪在还没有盖上的棺材面前。大门口用白布搭成了大丧篷，丧篷的门上有一大横匾，上面写着“当大事”三个字，门边的两角上，各挂一白色灯笼。在丧篷们的两边侧，坐着梅城最好的“六苏班子”，没完没了地吹奏着哀乐助丧 在原本应该凝重、严肃、充满悲伤气氛的灵堂上，姨太太、和尚、道士、孝子、戏子聚集一起，姨太太们的干嚎超出常规，颠覆了灵堂的固有气氛，这似乎不是上流乡绅的灵堂，而更像一个变体的“狂欢广场” 狂欢化场景在《花煞》中还得到进一步扩展泛化，只要是“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班等，都会增加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4}。在《花煞》中，叶兆言就曾多次描写这种泛化的狂欢化场景，形形色色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人在广场、大街、酒馆狂欢，这些人在这些地方颠覆社会秩序的行为举止，呈现出的是一种泛化的狂欢化场景，如文中对大街上打洋教运动的叙述： 打教民的革命行动很快转变成了公开的抢劫。这一天成了暴徒可以尽情施虐，老实人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