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惠州城市建筑文化地域性格探析.docVIP

民国时期惠州城市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分析 　　摘要： 民国时期惠州作为东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作用与商业贸易地位突出，城市格局、建筑类型、建筑布局、建筑材料与技术等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在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地域性格 关键词：建筑美学；文化地域性格；城市建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5-0000-00 文化地域性格是唐孝祥先生于2002年在其博士论文《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首次提出的概念，是从美学角度对地域建筑文化的高度概括，旨在诠释建筑审美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三个维度的综合内涵[1] 惠州位置独特，早有“岭东雄郡”之美誉，自隋以来就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时期作为东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作用明显加强、商贸地位突出、华侨力量凸显，城市格局、建筑类型、外观造型、建筑布局、建筑材料与技术等方面因此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地域性格。对民国时期惠州城市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分析可以丰富建筑文化与美学的研究内容，也呼应了国务院同意将惠州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函中关于“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的要求 一、地域技术特征 地域条件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建筑地域技术特征则是建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内核在于因地制宜，亦即建筑对于地形地貌、自然气候、生产技术等的适应，在规划选址、空间组织、建筑材料和生产工艺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特征 （一）地理适应性 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是传统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惠州城选址于东江中游，位于东江与其最大支流西枝江的“丫”字形交叉点上，便于实现军事资源运输及东江流域交分利用地形地势，依托东江航运码头而建的水东街即是典范。民国以后东江航运日益繁忙，地处东新桥以东、归善县城西门以西的水东街，沿江呈狭长地带，由于没有城墙限制，大量商人来此建码头、堆栈、茶楼、酒馆和民宅等，方便来往商旅和物资储运中转，水东街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1928 年，水东街改良，拆去两旁店铺，修筑骑楼，中间路面扩宽至七米，道路走向顺应地形、平行于自西向东的东江水岸线，东西走向的设置不仅便于沿江顺河取水、航运、周转货物，同时又能使骑楼建筑呈南北坐向，前后容易形成穿堂风，为商业发展贸街道的代名词 （二） 气候适应性 对于气候的适应是建筑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惠州近代以来在建筑类型、建筑造型、围护结构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主要是适应气候条件的结果 惠州地处亚热带，潮湿多雨、炎热高温、台风季节长，隔热通风一直是惠州传统建筑主要要解决的问题。而骑楼自有政策指引、制度推广之后就因其“暑行不汗身、雨行不濡屐”的优点在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盛行开来，尤其是商业发达地。骑楼“作为一种城市制度，建构了岭南近代城市以旧城为中心的基本骨架，并衍生了岭南最具特色的骑楼街和骑楼城市[2]”。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惠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商业贸易中心地位更为突出，骑楼所具有的遮骄阳、避雷雨的良好步行购物环境、以及上宅下店或后宅前店商、住兼顾模式，使其在民国时期很快成为惠州城市商业区域的主要形式。1928年，《惠阳呈报改良惠城建筑章程案》获批，成立了惠阳（今惠州）改良街道委员会，对县城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兴建骑楼。其中，水东街的改良方案拟定马路扩宽至30英尺，两旁人行道及骑楼各8英尺；檐口高度从地面至骑楼底以15英尺为限，只许增高，不许减低。上居下铺、前铺后居的水东骑楼街很快成为惠州工商业集中地，极为兴旺。 　　如果说骑楼是异于传统的新建筑类型，那么异于传统最显著的新造型则是外廊样式。外廊样式建筑是指带有外廊的建筑，这种“属于殖民地特有的建筑样式始于印度，经东南亚传到广州[3]”，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开辟的租界中广泛使用，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4]”。但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租界区外廊样式受到欧洲本土风格直接影响并被逐渐取代[5]”，而与此同时，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民间相继出现外廊样式建筑。惠州也在民国时期迎来了建设外廊建筑的高潮，外廊建筑不仅是商住楼即骑楼建造时的首选，而且成为民居、学校等建筑类型建造的首选。外廊在惠州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外廊灰空间适于亚热带湿、热气候特点 民国时期，通过增设门洞、窗洞、阳台等手法来解决通风、采光问题。出于安全防范以及减少东西方向太阳直晒等原因，岭南传统建筑尤其是民居的两侧外墙基本不开窗，主要光源来自小面积天井，厅堂采光尚可，卧室采光差，民间有“亮厅暗房”之说法。民国以后兴建房屋时开始注意弥补这一不足，除背立面墙体一般不开门、窗外，两侧外墙或正面墙体增设门洞或窗洞，二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