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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第一篇读书心得 [新年第一篇读书心得]去年11月底，我写了一篇关于土地的文章，自以为对中国三农问题已经了如指掌，自以为已经看懂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自以为找到了症结，新年第一篇读书心得。直到腊月初二读到了贺雪峰的新书《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我这才发现，我是多么的无知。我这才发现，毛主席才是真正靠谱的，那些海归们的呐喊全都是文不对题。我为我的无知而羞愧，羞愧难当。 该书第一向我们传达的观念，就是要研究中国三农问题，首先要有这么一组概念：土地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资源，它是无法移动的，其地理位置决定它当下、以及将来的产值与级差收益；中国目前有9亿多农民，耕地有18亿亩，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单位土地中，劳动力投入过于密集，即便在这9亿农民中有2亿是已经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经发生高度分化，农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群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90%以上的土地，90%以上的农民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为主的大田作物；市场要义是供求关系，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方有供给，土地概莫能外；中国长达31年的改革开放，由于听从了国外许多所谓专家的良言，选择了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国家经济，导致目前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而且还是缺乏获利空间的简单加工出口。 土地最早的用途，也是最初的用途，就是耕种(当然不是所有的地面都适合，土壤天然是土地，土地并不天然是土壤，它可以是沙漠、可以是冻土、可以是围海造田、可以是岩石山坡)，然后才是其他用途，比如修建房屋。土地不比家具，无法搬动，一块土地所处的位置、周围环境，决定了它的肥力、产出多寡。而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土地有了额外的级差收益--非农用地租(农业也有地租，比如地主向佃农出租土地，并收取租金，但那远比不上工业产出高)，土地成了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以提供生产实践所需场所的方式，参与资本循环。土地无法移动，决定了以城市为基地的资本要发展，只能就近取得生产所需的土地，也就决定了能够产生级差收益的土地，只能是刚好处在城市周边的极其有限的那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与整个国家的土地相比，哪怕是与耕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靠近城市的土地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创造更高的收益，远离城市的土地就只剩下一个用途--农业了。所有土地靠近城市的农民挟土地而要价，使自己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分得自己期望的地租收益，进而成为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阶层，而所有土地远离城市的农民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他们以及他们手中的土地要想获得更大的产出，就只能在农业基础设施上下功夫，比如水利工程、机耕道等。这在我国表现的尤为突出，突出在城郊农民更多诉求的是土地利益(说白了就是收地租)，而农业乡村的农民诉求的则是生产方便，比如灌溉渠、排水渠、机耕道、农机设备等，用以抗洪抗旱、方便肥料、农产品的运输。 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尤其是耕地制度(城市建设用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是土地所有权归村社集体所有，使用权归村社成员所有，按人头、土地肥力与位置划块均分承包，人人有份，村集体按每户人口变动情况调整土地，并收取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等公共服务所需费用。在取消农业税前，农民税务繁重，种地几无收益，许多农民选择抛荒，村社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强制性粮食生产指标，要么强制征税(比如强行牵牛、没收家具)，要么纵容、包庇村领导贪污以激励其向农民征税(比如动用地方黑恶势力、甚至直接调用警察)，如此恶劣的生产条件下，更多农民选择抛荒，恶性循环，耕地分配平均与否也变得无关痛痒。 取消农业税后，由于国家反过来还要给补贴，种地一下子有了可观的收益，农民来了积极性，土地分配公平也就被摆上桌面。本来这只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村社集体通过强制力划分地块，必然损害部分村民的利益(未必真的受到损害，只要觉得不爽即可)，如果这部分村民又比较会闹，他们就会上访，上县城、上省会、上帝都北京。找到接待上访的工作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哭个爽快，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情况往有利于他的方向编，编成了村民个人与村集体的矛盾，心得体会《新年第一篇读书心得》(..)。 上面的组织不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却将他面前这个上访者的话信以为真，觉得下面的人不为人民服务，于是给下面带紧箍咒，限制下面调地的权力。村社调地权力越弱化，农民越是觉得上访有搞头，上层越是收紧紧箍咒，如此恶性新循环，再加上那些海归们的添油加醋(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某个老不死)，最终国家来了个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等于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化，反而会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因为人口变动快于土地调整。取消农业税后，村社、乡镇没有了税收压力，念其之前的种种劣迹，他们都没有了为农民提供生产方便的动力，当然也没有了财力，不税收，无财政。加之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