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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扬州地区人口及种族简论 　　一切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人类，通过对不同地域土著人口和种族的考察，可以更好地廓清地域文化特性。文化有两大属性，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时代性。文化首先隶属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即使因为气候、战争、政治等等因素，导致了该地区人口的迁移或者“清洗”情况，也不能否认和漠视对土著人口和种族的考察价值。 一 早在旧石器时代，古扬州地区就有人类居住。1954年6月，在苏北泗洪下草湾引河岸上发现了一段被称为“下草湾人”的股骨化石，考古界一般都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考古学界把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江淮地区、皖南和宁镇地区、太湖流域。处于江淮地区的扬州，已经发现的人类遗址，主要集中在江淮东部地区。其中著名的有：在淮河南岸的阜宁陆庄和梨园、淮安青莲岗、茭菱集等遗址；在今扬通古沙堤的北缘的海安青墩和吉家墩、东台开庄等遗址；在高邮湖以东的高邮龙虬庄、唐王墩、周邶墩，兴化南荡王家舍等遗址。从目前对南荡、高邮龙虬庄、青莲岗等文化遗址的挖掘来看，发现古扬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大量人类墓葬遗骸，出土了大批陶器、骨器等生活用品，社会经济生活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渔猎业 古扬州地区的居民属于淮夷民族(又说古扬州地区居民是古越人，这里采用百越为东夷民族南迁的观点，所以，把古扬州地区的居民看成淮夷民族)。淮夷是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东夷民族的一部分，在夏朝以前，东夷民族主要生活在今山东、河北等地，传说中的东夷部落首领蚩尤和华夏的炎黄部落争战失败以后，除了一部分融合汇入炎黄部落之外，有的则南迁至黄淮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人们遂把定居在淮河流域一带的东夷民族称为淮夷。在后来淮夷和中原民族的长期战争中，淮夷势力逐渐被驱赶至江南，乃至成为南方百越民族的一支，有人认为东夷也是今天苗族的祖先。据《逸周书“东越”“瓯人”“於越”“共人”等部落，孔晁注：“於越，越也。”“共人，吴越之蛮。”依照孔晁注及其在会堂上与相邻诸国位次，这里的“共人”当指干国之君。古音共属东部、见纽，与聆(属侵部、见纽)等相近；而聆与干(属寒部、见纽)为双声字。“共”可通于“干”。如此，在商周之际干国已存在于吴越地区。既然以干、越并称代表此一区域，则其当属具有实力地位的较大土著国。后国灭而地归于吴，故吴亦可以“干”为代称(曲英杰《长江古城遗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 假如此说正确，我们对于古扬州地区人口种族问题，至少可以获得如下两个方面的认识： 一方面，古扬州地区土著民族是与中原民族有别的夷人。扬州的土著民族是与中原民族不同的淮夷民族，必然对扬州此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今天扬州西部仪征市境内，早年曾在破山口土坑竖穴墓中出土有西周时期青铜器，近年在神墩遗址中发现了西周早期至春秋时期房屋建筑遗迹，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其实正是东夷民族不同于中原民族创造的文化表现，而且，与中原文化带有鄙夷的色彩称呼其他文化为落后的“蛮夷”相反，“东夷人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最辉煌的文化之一，它又因其地理位置而被称海岱文化，它相对于组成华夏文化的其他谱系来说，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任重：《东夷文化的历史沿革》，《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东夷民族是否创造了比华夏民族更为先进的文化，这固然还需要商榷，但是，东夷民族创造的文化必然不同于华夏民族却是无可置疑的。虽然在此后的民族融合中，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小，但是，不仅在原始形态上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先天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性也将深刻地影响此后扬州地方文化的发展。这堪称扬州地域文化的内在精神基因。要发现扬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本质必须充分重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文明遗址考察 另一方面，生活在中原和江南之间的淮夷民族，并没有像中国东北、西北和和西南等边疆少数民族那样，在此后的发展中更彻底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性，而是很快和其他民族发生了频繁的交流和融合。这使古扬州民族文化特性变得更为复杂 二 关于古扬州地区淮夷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周王室对淮夷民族在军事上的武力征服和在政治上的民族统一政策，促进了古扬州居民与中原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 早期文字作品对于淮夷民族被武力征服多有记载。《诗经“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旖。匪安匪舒，淮夷来铺。”《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叙述的就是军事战争后，淮夷民族被迫向征服国家求和以及交纳贡赋的情景。1974年，陕西武功县西周遗址出土了周代青铜器“驹父?S盖”，其铭文云：“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惠南淮夷。厥取厥服，谨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我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