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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成都（上）____周啸天(2009-06-16 12:05:04)杜甫与成都（上）(诗圣杜甫)中国是诗国。诗圣是杜甫（712～770）。人们谈到杜甫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他的生地（河南巩县）与死所（湖南耒阳），却不能不提到成都。到成都旅游，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去处，一个是武侯祠，一个便是草堂。邓小平一生五到草堂，他对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过成都。”朱德赠草堂的楹联是：“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一、杜甫为何到成都公元759年在杜甫一生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是杜甫的本命年（48岁），也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就在这一年。写“三吏”“三别”也在这一年。如果要为杜甫拍一部传记片，只须拍《杜甫在公元759年》就行了。正如为列宁拍传记片，只须拍《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就行了一样。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第五个年头，杜甫经历了太多的劳累、痛苦、恐惧、意外和失落。他曾经与关辅的难民一起逃难；曾经被安史叛军虏获押解至长安；曾经虎口脱险，投奔肃宗皇帝的行在，为官左拾遗（从八品上）；曾经因触怒唐肃宗，贬官华州；曾经目睹战时征兵，充当战地记者，写下了前无古人的“三吏”“三别”；曾经遭遇关辅的饥荒，终至弃官不作。这个期间，杜甫的生活一直是颠沛流离的，动荡不安的。弃官对于杜甫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弃官之后，杜甫想找一个适宜居住之地，修建一个草堂。十年前他还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幻想，现在竟然要想做寓公——命运和他开的这个玩笑实在是太大了。华州地处两京之间的交通要冲，又有战乱，又有饥荒。弃官之后，杜甫自然不能再呆在华州了。他必须迁徙，必须投亲靠友。“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什么是“因人”呢？“因人”就是依靠别人、依靠社会关系。杜甫最先想到的是秦州（甘肃天水）——这里离长安近，又有侄儿杜佐和故人赞公和尚，是杜甫最初想“因”之“人”。“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杜甫当时就打算把草堂建在秦州。“茅屋”就是草堂，“送老白云边”就是归隐。然而，他在秦州的靠山力量太薄弱了。杜甫这时是一大家人，包括妻子、儿女和仆人，最保守的统计是七口人。夫人杨氏，加上二男二女——男孩是宗文、宗武，女儿不知名字——就是《北征》中提到的“床前两小女”，此外应有一个仆人，加上杜甫，一共是七个。杜甫一家在秦州的生计艰难。虽然打算把草堂建在秦州，却没有这个缘份。正在为难时，杜甫又接到来自同谷（甘肃成县，秦州南）县宰（县令）的一封信，这就像一根救命草，杜甫一家赓即就去了同谷。“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积草岭》）——杜甫有了一个新的打算，把草堂建在同谷。吃差一点也没关系，只想有一个安居的草房。“蕨”是蕨菜，“茅茨”就是茅屋、草堂。虽然打算把草堂建在同谷，也没有这个缘份。杜甫在同谷的境遇甚至比在秦州还惨。《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形象地、淋漓尽致地倾诉了杜甫一家人在同谷的悲苦境遇：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这已是759年的岁暮。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具体说是五月、杜甫去秦州的时候，高适获任彭州刺史。六月、裴冕获任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两个人，一个是杜甫青年时代同游梁宋的旧友，一个是杜甫任左拾遗时的熟人。杜甫在同谷时，一定早已知道了消息。这才做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跋涉蜀道，远赴成都。事实证明，这是杜甫一生最明智的选择。杜甫与成都（下）(2009-06-16 12:38:54)（草堂碑亭）三、杜甫与高适杜甫到成都后还有一个必须干谒的对象，就是高适。高适（700～）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长杜甫十二岁。天宝三年（744）他正失意的时候，曾与李白、杜甫相遇于洛阳，同游梁宋，算得上是贫贱之交。高、李年纪相若，诗名都很大，对于杜甫来说是老大哥。杜甫在成都期间，高适先后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和成都尹等要职。杜甫一到成都，就会主动与高适联系，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正因为如此，高适才赠了他一首诗：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高适《赠杜二拾遗》）从诗中看，高适对杜甫在成都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也许送去了一些禄米，也许没有——因为裴冕已给以照顾。诗末将杜甫比作汉代的扬雄，是抬举的意思，末句的意思是——应该满足了。杜甫就写了《酬高使君相赠》答他。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