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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综述 肖兴志 于 左 吴绪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举办“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医改”与政府（F. Fukuyama）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来说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时空产业组织 荣朝和“针尖”上，因此现实世界无法得到如实反映。他判断，经济学需要跨过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无法对现实时空中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阶段，也不能再将原本统一的时空问题割裂成相互脱离的时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而产业经济学也到了应该思考时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组织问题的时候。 二、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 （一）“新医改”与政府改革张昕竹张昕竹“旨在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调整过程自我产生前进的障碍”，并产生复杂的次优问题，从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较的基准问题，而且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战。就中国而言，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职能缺位，造成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经济规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对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制不当，特别是15%零售药价加成（或零差率）规制，以及对医疗服务定价过低，造成相对价格扭曲，扭曲了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激励，使得药价虚高，基本药物中低价药退出，并产生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问题。 张昕竹认为，中国新医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应与市场相结合，但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为此，他给出政策建议：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包括推进医疗服务市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培育医疗保险市场；其二，政府应担负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据国情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相关利益者，完善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等。 （二）安全规制波动实证研究“规制波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对煤矿企业进行规制过程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所造成的规制不足与过度规制交替出现的现象(以煤矿事故的发生为界限)。他们认为，安全规制波动广泛存在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过程中，与煤矿高伤亡率一起构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最显著特征。 肖兴志、陈长石将经济激励体制纳入理论框架分析当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推出实证假设：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水平波动对煤炭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采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他们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两方面很有价值的结论，其一，煤矿安全规制波动是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直接原因，而围绕煤炭这一巨大利益体所形成的利益联盟和激励制度是造成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其二，煤矿产权改革是在经济层面对煤矿事故与煤炭生产之间的一次权衡，它能够减少煤矿事故，却无法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消除安全规制波动，保持规制水平的稳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实现煤矿安全问题彻底解决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三）社会性规制体系重构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社会性规制依然存在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社会性规制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白雪洁“自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系统的发展次序、优先地位、组合关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设置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系列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军放松规制中国垄断改革的重要方向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郑世林了规制、竞争、产权改革政策对电信绩效的影响中国电信放松规制两次拆分改革显著改善了绩效交互产权自身显著改善了姜春海中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竞争中性原则 “比赛的裁判”，而产业政策实施中政府则是直接干预甚至参与比赛。产业政策虽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会妨碍竞争，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确实可以促进竞争，例如通过培养新进入者(空中快车与波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等。至少从尊重法律的角度来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如何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竞争中性原则”（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认为该原则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最终极目标；第二，执法机关只应在一项行为/集中既不显著地限制、排除竞争，也不显著地促进竞争时，才考虑产业政策因素；第三，对竞争效应的评估，应独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