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解构.docVIP

韩愈《师说》解构 文忌平淡，所以叙述总要讲究妙趣横生，波澜起伏。古人有“韩潮欧澜”的提法，正说明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是极讲究笔法的。我们看有时即便更动词语的次序也会达到非常的效果。前人说到韩愈，有“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歌辞》）的仿例——它打乱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造成了时序的错位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波澜，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愉悦。韩愈不愧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笔总要显示他的独特性，一旦他找寻到的结构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动与人们心中的节奏，便会在双方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共鸣效应。这种结构有时更带隐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经过逻辑的过滤而直观地为人所接受，同样达到移人情性的效果。清代林云铭感读《师说》正是这样的：“其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韩文起》卷一） 但韩愈的《师说》历来解释纷繁，综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结构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闪烁不定，就这篇文章来说，结构对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意义。那么《师说》结构是怎样的呢？如果要充分地解构，我们不能不考虑以下问题： （一）“师者”与“学者”关系怎样？ （二）“从师”与“耻师”关系如何？ （三）“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关系如何？ （四）“传道”“授业”“解惑”之间的关系如何？ 应当说这些关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一个问题，从矛盾的对立同一看，“师者”与“学者”有着矛盾冲突，表现在“授”与“受”的关系上。在矛盾双方的侧重上，行文显然焦点在“受”上，即在“解惑”“闻道”与“从师”上。在这一层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对应的形式应当是“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从师”与“耻师”也构成一对矛盾。其施事应当是“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它们的分野正如《古文观止》上所说“是否吾师道也”。而这便成了“遗惑”与“解惑”的关纽。“闻道”则惑解，不“闻道”则惑遗。故而“闻道”与“解惑”也顺理构成一对矛盾。在“道—业—惑”这三者之中，“业”乃中介，而真正构成一对矛盾关系是“道”与“惑”；此二者相辅相成，说此及彼，此消彼长，又可相互转化。但《古文笔法百篇》不晓其要义，对“道”与“惑”之并提或单言不明所在：“只发明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变化错综处。”曾国藩显然也没有弄懂，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到好文，二者兼营，故我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了悟如此，则我们对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以为就整体而言，《师说》的散文笔法是骈文的一个变体。在一个骈文已有几百年且仍处繁盛的时代，正如有人所指，倡导古文倒似乎是一种时髦。这种时髦虽远绍秦汉，但于时文的关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们对骈文的写法有一定的认识的话。蒋伯潜、蒋祖怡在《骈文与散文》中引评骈文的写法时说：“把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着手组成一篇文章。他（陈其年）也说出了三种办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见来融会贯通，使得这些句子和题中的本事合而为一，务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会好了的句子，再加语助辞或呼唤字来化成浑然的联语，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联语融成一段，由几段融为一篇，相互连串起来，使之有明确的语意而浑然不露出什么痕迹来，一篇好的骈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编第五章）那么反而推之，韩愈的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对骈文的增删？现依照骈偶的对称性进行补足，则全文的面目就相当清晰了： （一）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后加上“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二）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无惑矣”； （三）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学者竟无师”； （四）删除“夫庸”至段末，在“而耻学于师”后加“何哉？非师道也；而必计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论其贵其贱，其长其少。如此，则道何以存乎？师何以存乎？” 为何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如（一），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学者必有师”，接下来当是“学者”如何；但文章却陡起波澜，说“师者”如何；而后文又接着谈“学者”如何，这便造成前后不衔接，故作如是改。再如（四），行文至“吾师道也”文意即足，从逻辑上看这后面的几句话都属节外生枝；但把这些说法变形后移至第二段相应的位置，则行文也就文显意畅了。当然改后行文的波澜与突兀也就谈不上了。这就是互文与错综及赋排修辞的妙用。其实有人已经指出过这种用法，如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改为“句读之不知，或师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内而不及段落间罢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经“删削”后的样式，果然行文波澜起伏，奇崛雄劲。这就是王安石说韩愈的“只是要作文章，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