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_0.docVIP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 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 农村 市场化进程、应对WTO 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 经济 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农村市场化/国家与合作社的关系 　　作者苑鹏，1962年生，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农村发展 研究 所副研究员。 　　一、引言 　　农民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一个半世纪世界合作运动的经验表明，农民合作组织是广大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有效选择。农民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也是当代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与一般营利公司相比，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在一个完全遵从自由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下，其制度安排处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边缘，对政府的扶持具有某种天然的倾向性，因而在合作社的发展 历史 中，农民合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长期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 问题 。 　　在合作社的发展初期，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互助自救组织，合作社十分强调“ 政治 的中立性”，即合作社既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不接受政府的干涉，并将此作为合作社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运动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 理论 依据；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命令经济体制，将政府视为万能的资源配置机构。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使合作运动日益走向“自上而下”的合作机制，合作社不再完全是自发产生于民间，也不再完全是社员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制度开始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组织成为政府推行其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合作事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合作事业的发展也逐渐对政府产生了依赖，包括合作立法、合作 企业 的减免税特权以及合作资金等方面。在此背景下，合作社“政治中立性”原则也不得不放弃。 　　新中国的合作运动尤为如此，长达20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 内容 ，而且使相当多的农民对合作组织产生扭曲的认识，对中国农村合作事业造成了久远的消极 影响 。改革以来实行家庭承包制，初步奠定了农户的市场经营主体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农业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经济发育较快的地方陆续涌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它们既有完全由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也有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合作组织，也有在政府直接扶持、参与下创建的合作组织，以及政府与农民联合共同兴办的合作组织等。据农业部经营管理总站的初步统计，到1999年，全国农村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140余万个，其中仅河北、山东两省就分别达到了281万个和232万个，占全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初步形成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约10余万个。从合作社的产业分布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80%以上；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以技术与信息咨询、农产品营销为主要内容（李惠安，2000，第47页）。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是如何发育起来的？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影响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本文将以农民合作组织的个案剖析为主线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基本 分析 框架 　　从国家与合作社关系角度研究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较大且基本被认可的观点是“国家与合作社之间是伙伴关系”，该学说认为合作社为实现自助目标，必须寻求外界的帮助，而外界的帮助最初只能来源于国家（P 杜伯哈什，1970；转引自张晓山，1991，第44页）。今天，学术界越来越达成一个共识：合作社能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背后有政府的立法和经济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使合作社获得了诸如反垄断、税收等方面的优惠。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政府执行了放松管制、取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