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_0.docVIP

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 华南的 农村 社会 史 研究 ，如果从20世纪上半叶陈翰笙、林耀华、傅衣凌等先生的经典研究算起，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是 目前 中国 区域农村社会史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之一。本文尝试着把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历程放在学术 发展 的脉络下进行简要回顾。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的学识及资料的不足，本文对前辈时贤成果的理解恐有谬误，对许多学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定有遗漏，万望方家批评指正。[1] 一、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 较早对华南农村进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他们当时虽然关注的是华南农村的现实 问题 ，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华南农村社会的经典，并深深地 影响 了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 著名的 经济 学家陈翰笙先生是较早进行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调查结束后，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1934年由上海中山文化 教育 馆出版。1936年，陈翰笙用 英文 写成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在纽约出版。[2]陈翰笙是比较早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 指导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十分重视用社会学的 方法 进行科学地调查与研究，形成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中国农村研究学派”。 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农村的人类学者（DanielHarrisionKulp，又译为库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写成了《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 政治 、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 分析 了华南的家族。[3]林耀华先生是研究华南宗族问题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学者，[4]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汉族家族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他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作品《金翼》影响深远。葛学溥和林耀华的著述成了很长时期内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宗族问题的基础读物之一，功能分析方法也成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 综述二十世纪初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应该溯及著名 历史 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民俗研究及其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积极作用。1927年，顾颉刚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何思敬、钟敬文、容肇祖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开展学术活动。1928年傅斯年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三十到四十年代，华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局面。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岭南大学的陈序经的积极推动下，广东的学者深入到华南农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广东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逐渐形成规模。 历史学界较早涉及华南农村史的当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但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应该从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并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重视对民间 文献 的收集和关注基层社会。他早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的著作，[5]在这些著作中，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和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强调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层面分析佃农经济与抗租斗争。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史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旨趣。 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虽然历史学在其中不为主流，但无论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研究，还是后来杨成志、陈序经等人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都体现着历史学与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特点。这一事实，使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一直有个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后来历史学者的学术风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二、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一、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政治史范式之下的研究，[1]但是，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相对于其他区域来说，华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较少受缚于政治史范式。50至80年代，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早在三、四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文献和倡导关注基层社会的“社会经济史”，解放后，他和他的学生以厦门大学为中心，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收集福建地方文献，并对福建的农村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傅衣凌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认识，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