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_0.docVIP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内容 提要: 传统 中国 社会 ，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关键词：公私观念认同单位公共事务家庭宗族行动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其中既有 时代 的差异，也有地域的差异，很难一言尽之。本文试着一般地、相对抽象地讨论传统中国社会中农民的行动逻辑。 　　所谓农民的行动逻辑，意指农民行动所遵循的原则与 规律 。大体来讲，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是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是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国人的行动特别关注公私的差异，这也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行动逻辑。当人们认为是私的领域，也就是“我们”的领域，人们的行为取向是“共产主义”的，而若是公的领域，即不是“我们”的，人们的行为取向就是工具性的。虽然一般来说，对于中国人，公私总是相对的，即越远的血缘关系就越成为公的关系，但因为传统社会中，农民安土重迁，长期在一地生活，而使宗族或村庄凸显，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构成了农民家庭以上的另一个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 一、宗族或村庄的凸显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聚族而居的村庄，则构成中国传统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场所。正是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本方面。日本学者稻叶君山说： 　　 　　保护中国民族的惟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一般学者都说古代罗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灭，是基督教侵入罗马之结果。但中国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传入以来，中经明清两代之传统以迄于今，所受基督教 影响 不为不久，其家族制度却依然不变。且反转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倾向。佛教在中国有更长久之 历史 ；但谓佛教已降服于此家庭制度之下，亦不为过。此真世界一大奇迹！我们说中国和欧美社会之间横划着一鸿沟，全不外这些事实。[1] 　　 　　梁漱溟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宗教 问题 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2]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伦理为基础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宗族的凸显，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凸显，有其内在原因，即传统国家事实上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 农村 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这个强有力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也不能提供超出家庭层面却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尤其不能解决诸如农田灌溉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问题，因此，农民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有了内在需要，国家又不能真正管理整个社会，社会便创造出地方性组织和规范来满足解决共同事务的需要。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农业产生的高密度人口及由此而形成的村庄，本身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聚居防盗防匪等），而村庄也会产生公共事务的要求。在传统国家能力很弱，国家无力直接介入乡村事务，无力解决乡村公共事务，而家庭又不能满足公共事务的需要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凸显出来。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流动性很小，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宗族和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的突显，必然对中国农民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按杨国枢的说法，就是很容易产生社会取向的行为特征。杨国枢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大类主要的特征或内涵，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他认为这四种级次的取向主要是指个体融入或配合家族、其他个体、权威及非特定他人所展现之社会互动的风格与型态，而中国人社会取向中最重要的次级特征即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运作方式。[3] 　　 　　杨国枢引述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 经济 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极其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几乎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据叶明华的 分析 ，作为一套心理行为的内涵及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在对家族的认知、感情及意愿方面皆有特点。在对家族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