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城镇化与社会主义宪政过程：经济史与政治社会学视角_0.docVIP

农村土地、城镇化与社会主义宪政过程：经济史与政治社会学视角 农村土地、城镇化与社会主义宪政过程：经济史与政治社会学视角 　　在前工业社会，几乎一切土地都是农业土地，农村与城市的分际线是如此分明，以致我们只能认为城市不过是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甚至是一叶扁舟。城镇是行政中心、权力中心，有时起集市贸易的作用，但经济生活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战场在广袤的农村，其基本的构架主要以封建宗法的地主所有制经济作为支撑。如果农业和农村出现问题，则城镇将失去其重心和稳定，社会就要陷入持续的紧张状态。进入工业社会，城市急速扩张，农村土地制度不管从前是多么的稳固，一样要受到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侵蚀，其所有权结构将在需求诱致的巨大压力下发生改变，城市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将以各种方式与土地结合，形成形式不一的经济组织，农业将失去其主流地位而变成城市资本的附庸。对此，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刻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中国工业化伴随着而且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也必然造成城镇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农业工业化、农村居民市民化而逐步发生、蔓延并扩大。这意味着城市和农村社会成员的绝对权利和相对权利都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进而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转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宪政过程，对中国来说，则是社会主义的宪政过程。社会主义的宪政过程就是社会成员间的权利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实现人人参与的政治利益的分享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寻找效率与公平分际点的过程。 　　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发生了什么？近百年来中国是在动乱、革命和建设中度过的，与此相关的是它的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土地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改革。自秦汉以来，中国摆脱了分封制，实行的是封建地主制，后一种制度延续了两千余年。 　　有人说，1949年结束的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是革命党带领农民和工人阶级推翻封建地主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平均地权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既有民主革命色彩，又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分。前者是指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向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过渡。正是因为这个过渡，才出现了50年中期开始的新的土地改革，即把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式经济改造成土地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79年，中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把集中使用的土地化整为零，构建起了以家户为单位的小农式的经济体制，当然，农地仍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划归每家每户，这意味着集体保有所有权，而农户获得永佃权。 　　要指出的问题是：许多学者把家庭承包制对人民公社制的替代，仅仅看作是由于前者在绩效上占优，而导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战胜了无效的或低效的经济组织的结果。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缺乏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 　　原因有二：（1）联产承包制能获得市场的高能激励，但这种微型的经济组织又将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的丧失。上世纪90年代农村公共品如农田水利设施的废弃以及三农问题，使绝大多数农村再次陷入相对贫困状态，正是联产承包制无法有效组织生产造成的。（2）许多研究者异口同声地说联产承包制在农业生产绩效上优于农村人民公社，其基本的依据是前者的委托代理成本低，后者由于规模大而导致监督问题，因此，必须用原子式的小农经济结构取代规模化的农村人民公社。这种判断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逻辑困境。首先，许多特大型企业，如日本丰田公司、中国联想公司，都不会因为规模巨大出现委托代理问题而受到像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那种效率指责，更何况人民公社制度并非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基本的制度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远小于城市工商企业的一般规模。另外，近十多年来，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劳力出外打工，仅有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尽管中国农业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传统农业的产出量并未因此出现致命的缩减，这意味着通过改进监督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用原子式的联产承包制取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在理论和经验意义上均找不到充足的理由。 　　面对这种情形，不少学者又开出一打药方，其中最重要的一剂药方就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还地于民，即在农村进行他们所称的第二次土地改革，用农地产权的私有制度取代现今仍流行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农户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仍属于集体所有。要变集体所有为家庭或农户所有，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和农业均要面临一场深刻的土地革命。诸多学者之所以认为这场革命必要，原因在于它能赋予农户以完整的产权，农民将以个人的需要和好恶来决定土地产权的流转，作为理性人，他们能从中获得土地经营或交易所带来的最大好处，还能规避城市化造成的失地风险，因为拥有完整产权的农户具有充分的谈判能力。 　　显然，这是另一种乌托邦，以为农地私有化可以毕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