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_0.docVIP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 中国 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 研究 ,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 政治 对 农村 社区的 影响 的 问题 ,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东临渤海,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 交通 要道和大中城市,广大小城市、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 教育 的权利,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对国家政治 自然 鲜有兴趣,“兵匪一家”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一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隅之地,如河北涿县之三坡区、房川县之龙门台九区等地,农民们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直到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是“民国”。自然,“他们不知有祖国,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唯一的公共活动,是防备“外路人进来[1]”，所表现的仅是一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与故土依恋之情。就是在 现代 交通和商品 经济 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连年军阀混战,兵燹匪患,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同样还是那身家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2]。但是,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1] 陕婴:《平西根据地的环境》(1940年6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6期。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魏宏运:《总论编》)。 [4] 林朗、王韬:《在抗战中的冀中抗战堡垒》,《群众》第8卷第22期。 [5] 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1940年2月28日),《解放》第115期 如果说八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唤醒民众的第一个胜利,那么,在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一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这对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因此,开入敌后的八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地方政权,筹备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1938年1月,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接着,各村直接选举了村长,任命了区、县长。1939年2月以后,区、村建立了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县建立了县政会议。1940年,中共边区党委又决定根据“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并以竞选、普选、直选的方式,选举村、区、县、边区各级民意代表。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这一工作因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是于1943年1月召开,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立起来了。 与旧政府的专制、腐败、低效相反,边区政府具有民主、高效、廉洁三大